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以及中國—中亞—西亞三大經濟走廊將亞歐大陸兩端的發達經濟圈連為一體，中巴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系變得更加緊密，⑨在開放中分享機會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

這種合作，需要切實為沿線國家的發展帶來實惠。從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講，二戰以來經濟迅速崛起的經濟體無不藉由國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的機會，將加工產業承接到本國實體經濟，從而實現工業化。⑩如今中國同樣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在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中，“去產能”成為經濟工作的重心。

中國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的雇傭工人有8500萬，如此巨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機遇。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為沿線國家疏通產業轉移渠道，以此為基礎形成多元化的國家溝通合作范式，為沿線國家工業化提供了窗口機遇期。

第二，為全球經濟治理輸出新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有別于其他的許多合作機制，主要體現在三點：一是開放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公平性。而這三點恰恰是當今世界經濟新常態趨勢中破解發展難題不可或缺的要素。

首先是開放性。在當今全球秩序的背景下，美國依然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面對一系列新的變化與趨勢，現有的國際體系未能有效把握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變化。過去的公共產品或多或少地面臨門檻高、附加條件多，無法很好地惠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而“一帶一路”倡議是以古絲綢之路為基礎，但又不限于古絲綢之路，只要接受絲綢之路合作理念的國家都可參與。

然后是包容性。“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更多的是一種理念，并非是具有排他性的合作框架。“一帶一路”框架下，可以根據不同國家的政治形勢、經濟發展現狀、文化差異，因地制宜地形成自由貿易區、次區域合作、經濟走廊等多種合作機制，并不會取代或對抗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是對現有合作機制的補充和完善。?

但是這樣的合作構想是外部世界很難理解的。特別是對于“一帶一路”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語境下很容易出現誤讀。比如國內的一些研究將“一帶一路”稱之為戰略（strategy），對應翻譯為英文之后，語境中充滿軍事與政治意義上考量的單邊色彩，特別是涉及到交通建設，引起一些沿線國家對本國利益的擔憂。因此在取得共識方面，需強調“一帶一路”和平、包容、共贏的發展理念，即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經濟上平等互利共贏。

最后是公平性。基礎設施的建設離不開資本的大力扶植，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亞洲在2010～2020年期間基礎設施一共會有8萬億美元的投資需求。但是從現有的全球或區域治理平臺運行來看，大多數開發性金融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議程關注明顯不足，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金融機構每年僅能提供100億美元，巨大的資金缺口嚴重制約了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發展。?

因此，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等七大資金平臺將從金融領域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個新興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采取聯合投資的模式，與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在“一帶一路”項目中開展廣泛合作，補充與完善了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機遇。

第三，讓“一帶一路”引領世界經濟新常態。“一帶一路”要解決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難題，需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格局變革趨勢，為發展中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結構中發揮效用提供廣闊舞臺，同時，面對政治不確定性因素的上升，要向國際社會重申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高度發揮金融手段的資源配置作用，以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為重點，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能源輸送網絡、最高效率的物品運送網絡以及覆蓋最廣的信息傳輸網絡，這三者成為中國經濟穩健發展的物質基礎。而“一帶一路”用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技術帶動中國西部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的開發，讓世界經濟發展更加平衡，讓發展機會更加均等，可重構世界經貿格局的發展，化“洼地”為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