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英國這樣的國家，自13世紀以來，經過500年的持續努力，終于在18世紀穩居世界發展的領先地位。但也不是說就徹底解決了國家發展的兜底問題。本來，英國借助個人主義的長期支撐，依靠逐漸成熟的政治機制，大致解決了國家與公民間的合作問題，也相應解決了公私領域的互動機制問題。即便英國在狂熱的殖民運動中，也因為大致將國內政治原則轉移到殖民國家，因此建立起不同于其他殖民國家那樣的溫和的殖民統治體系。這些舉措，一時讓英帝國成就了舉世無雙的治國業績。但英國在19世紀末期開始陷入福利泥淖，到20世紀被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交相糾纏，結果國內政治生氣不足。加之殖民體系的瓦解，促使英國的國際地位迅速衰落。美國的崛起，對沒落的英帝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日不落帝國”終于成為二等強國。這樣的國家興衰，多少讓季羨林所謂的東西文化、國家命運不過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斷言，有了成立的理由。③

可見，國家得先兜住成功避免衰敗的底線，才能想象如何強盛的問題。這樣的國家興衰變幻，是所有處在競爭性發展局面中的國家所不能不思考的大問題。因為國無常盛，亦無常衰。國無常盛，比較好理解。一旦國家治理不好，再強盛的國家也會走向衰敗。國無長衰，需要解釋。國家之所以沒有常衰的道理，簡單地講，就是那些衰敗的國家，會在國家間競爭中，自己走向滅亡，抑或被其他國家征服而消亡。絕對沒有一個長期衰敗的國家，竟然還可以長此以往地存在下去的理由。現代政治學的創始人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發表的看法，便是在一般意義上探討國家怎樣才能強盛的政治學原理，他晚年撰著的《佛羅倫薩史》，其實就是針對自己的祖國佛羅倫薩衰敗而言的。而他撰寫的《李維史論》，則是針對國家如何可以強盛的思考，面對古羅馬發出的“思古之幽情”④。這種關乎國家興衰的連貫性思考，正是馬基雅維里揭開的、現代政治學關于國家問題的基本思考路徑。這種思考的底線，自然是國家如何避免衰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