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用典與中國思想主體性

有些人常言必稱古希臘羅馬，或言必稱馬列，不能說古希臘羅馬和馬列不好，但如果外來的好東西不和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國情結合，就是沒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一定要形成自身思想的主體性。習近平用典的歷史意義，只有放到中國歷史文化大變遷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得更清楚。

中國的歷史文化，到近代已經不能適應國際社會的變化和國內變革的需要，中華民族的精英，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國的文化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引進外來思想，以圖民族自救和國家振興。自1840年到20世紀，中國幾乎學遍了世界上所有被認為可學的國家，引進了世界上主要國家的主要思想，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的影響之大也是空前絕后的。中國文化也在這一大背景下，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這就是從晚清的以夏變夷到學習西方，從維新時的中體西用到體用皆變，從五四時的體用、制度要變到更主要的是變革人的思想。

在學西方的百多年中，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學西方的一個負面結果，就是中國文化自信心全無，喪失了文化主體性。我們一會兒學日本，學德國，一會兒學蘇俄，學美國，我們自己在干什么？我們的文化主體性何在？我們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何在？錢穆先生曾沉重地指出：“中國一百年來，經不起西方文化強有力的沖擊，把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掃蕩一空，不僅軍事、經濟、政治都向外國學習，連文學藝術，甚至日常人生都要學外國。”因此，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必須回歸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自體性、原創性。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既強調中國應繼續學習一切外國的好經驗好思想，也大力倡導應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且身體力行，在自己的國務黨務活動中大量引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典，實際上是在發起一場新的文化革新，旨在恢復中國思想的主體性、自體性、原創性。

習近平指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以及“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

習近平用典所彰顯的文化革新，與過去洋務派的體用論不同，與維新派的制度全變論不同，也與五四之后的以外來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論不同。習近平主張，無論中外，也無論古今，只要好的、適合中國的，適合現代的，都可以采用借鑒，該厚則厚，該薄則薄，中國的好思想可以為體，外國的好思想也可以為體，古人的好思想可以為體，今天的現代的好思想也可以為體，徹底打破了過去的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的兩分觀點，也打破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兩分，充分表現出習近平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所以，習近平用典，是建設中國文化強國的需要，也是中國百多年來學西方的思想文化發展內在的邏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