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無論從全球事務還是美國國內事務看，奧巴馬都受到種種牽制。相對介入中東變局而言，他有許多更重要的事要做。在全球層面，美國既要維系其對國際事務的主導地位，防范中國等新興國家的挑戰，又不得不尋求包括中俄等大國在內的國際合作來應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既有防范中國的一面，也有尋找自身發展機遇的一面。因此，筆者相信，美國不會因為近年來的中東變局而改變這一既定戰略，更不會因為敘利亞化武危機而重走單邊主義老路。這個事實對于敘利亞問題的后續發展以及最終解決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敘利亞危機帶來的思考和啟示

盡管敘利亞危機還遠未結束，其未來發展仍有許多不確定性，但圍繞這次化武事件發生的種種變化還是帶給關注中東變局的人們一些有意義的思考和啟示，有助于人們看清事態的本質及準確判斷發展趨勢。

首先，敘利亞危機打破了許多人對西式民主的幻想，事實上終結了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中東變局以來，無論是突尼斯模式、埃及模式還是利比亞模式，均以推翻舊制度和威權政權為特征。因此，阿拉伯世界這場轟轟烈烈的變革運動一開始就被西方定性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中東地區也有許多人為“阿拉伯春天”的到來而歡呼。但是事態發展到今天——不管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命運如何，“春天”的氣氛早已不在。利比亞戰爭之后，許多人對中東變局的看法已經改變。雖然不少人現在依然會用“阿拉伯之春”這個詞語來指代中東變局這一歷史事件，但其符號意義已經遠遠大于原先被賦予的內涵。那些已經歷“革命”的國家正在對“革命”的意義和代價進行反思，一些國家的民眾甚至開始懷念“革命”前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生活保障。盡管西方依然有人將敘利亞內戰描繪成民主與專制的斗爭，但更多人已經不以為然，畢竟西方式的民主與自由離阿拉伯世界的現實太遠。

突尼斯總理阿里·拉哈耶德最近接受《環球時報》專訪，在談到“阿拉伯之春”與民主自由的關系時表示，通過民主來實現自由需要時間、耐心和對民主的理解，“人民必須在政治上足夠成熟才能理解民主的含義和民主體系是如何運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東地區仍有許多人把這場變局描繪成一場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反對派也喜歡以革命者自居。但筆者以為，革命并不符合當今時代的潮流和地區發展的現實。當今時代是變革的時代，阿拉伯世界需要的是穩步持續的變革，而不是轟轟烈烈、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二，中東變局當前正處于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十字路口。每一個已經進入政治轉型的國家都面臨著國家走何種發展道路，采取哪種發展模式的重大選擇，也必然要經歷一個各種政治和宗教力量、社會思潮反復較量、碰撞、沖突到最后磨合的“再平衡”過程。我們現在在埃及等國家看到的亂象，其實正是各種力量為主導國家的發展進程而博弈和沖突的過程。

中東轉型漫長且充滿各種挑戰和風險，我們中國用3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300年發展的道路，“在享受300年發展帶來的成果和快樂的同時，我們也把過去西方300年所經歷的痛苦、挫折和幻滅給壓縮到這30年”。中東國家想用3年的時間來完成政治和社會轉型，必然要承受更大的痛苦，而且這種痛苦是無法逾越的。中國經過持續30多年的轉型才剛剛試著進入改革開放的深水區，而中東從一開始就被推入深水區，所以不亂才怪。許多人認為，埃及政治進程出現“二次革命”是一種倒退，但其實是因為它走得太快，所以必須從頭來過。問題在于，政治強人被推翻以后，那些“后革命”國家普遍缺乏強有力的政黨和政治家來領導國家穩步轉型，此外，此次變局也反映出阿拉伯各國民眾對重大事件的來臨沒有充分的準備，阿拉伯社會對于大起大落的政治變化的承受度也很弱。當然，埃及等國的亂象也將啟發本地區其他在“革命”邊緣徘徊的國家對如何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冷靜反思。美國和西方現在拍拍屁股要走人，今后的轉型之路主要還得靠中東國家自己探索。但筆者相信，穩定和發展終究將成為中東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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