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組織化形態的轉型和創新非常必要

近年來我國脫貧攻堅主要是以“行政推動”為核心特征、以“扶貧開發”與“社會救助”為基本路徑推進的。農村貧困治理結構與模式突出了政府的主導作用，通過加大國家財政減貧扶貧的投入力度，以各類扶持項目為載體，形成中國特色的減貧扶貧政策體系。這一模式對減貧和改善貧困農民基本生活都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毋庸諱言，在真正激發欠發達地區和農村低收入人口的內生發展動力方面尚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提升低收入農民自我發展能力方面也有待提高。

低收入農民主體地位的確立及其內生發展能力的提升，是欠發達地區農業農村發展的主要目標，也是促進農村貧困問題得到根本解決的重要手段。與“行政推動”相比，“內源發展”也以提高欠發達地區農業產出、促進農民增收和縮小城鄉差距為重要目標，所不同的是，它認為欠發達地區農業農村農民具備強大的發展潛力。“內源發展”戰略重新界定了發展的路徑和內涵，發展意味著新的生產經營組織方式的形成，意味著農民自我管理水平、自我發展能力和參與現代化建設的能力的拓展。因此，“內源發展”不再是結果導向的外部推動，而是機會導向的內生創新。

然而，欠發達地區、低收入人口的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必須有外源介入。但并不意味著往往作為外源的政府將取代或排斥市場機制或其他供給主體。而且，一種沒有退出機制或者是缺乏內在載體的外源介入，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我們要通過組織低收入人口積極參與減貧項目，通過外源推動提高自我組織的能力，以此增強造血功能和發展活力。所以，中國特色的貧困治理結構，必然是在農民的主體作用、政府的主導作用、市場的基礎作用和社會的促進作用等共同構成的合作治理結構。

因此，增強農村內生發展動力難以靠單個或少數農戶實現，應該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然而，在當前經濟社會環境下，以村社組織和農民合作社為主要形態的傳統的農村基層組織化形態的實踐效果并不理想。一是隨著農村人口日益原子化、農村勞動力大量外移、欠發達農村地區的人口和空間結構正在發生巨變，鄉村組織化和治理結構面臨轉型重構；二是隨著農業結構性轉型和農產品供應鏈管理趨勢，迫使農村基層經濟組織形態順應農業產業發展趨勢，對其自身組織結構及經營機制進行深刻的變革；三是欠發達地區村社組織和農民合作社本身內生發展能力較弱。因此，農村扶貧減貧進程呼喚農業農村組織化形態的轉型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