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立業（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

“中國之治”下的抗疫良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超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中國式社會動員機制，以其一核統領、縱橫交互、多維相濟的有效邏輯，在抗疫中再次發揮了化“分”為“合”的獨特作用。

一核統領，高度凝合抗疫意志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與之匹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舉國體制，能夠快速凝聚共識、統一意志，迅速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抗疫局面。

為應對疫情，西方國家也進行了社會動員。然而，植根于私有制土壤的西式民主政治，無法根本消除階級社會固有的結構性利益沖突。同時，資產階級政黨為贏取“輪流坐莊”的主場優勢，彼此間不遺余力地進行著消耗性的政治纏斗，也相應地假借“民主”之名，把“作為整體的人民”悄然分化為“持有不同政見的選民”。這樣一來，經濟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和政治主張上的激烈分化，持續加劇著西方國家的社會撕裂。受此影響，西方國家執政黨發起的抗疫社會動員，因缺乏廣泛的思想共識和牢固的互信基礎，只能被民眾選擇性接受。

相較于西方，社會主義公有制一方面清除了“利益對立”滋生“社會失合”的經濟根源，另一方面也為開展大規模集體協同行動提供了雄厚的國力支撐。在政治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中國進行抗疫社會動員最顯著的特色和優勢。首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確保了黨政機構在貫徹黨和人民意志上的行動統一。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匯民心、聚民力方面持續發揮著保障作用。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形成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緊密合作、團結奮斗的關系，有效規避了西方政黨政治的利益之爭、選票之困和社會撕裂之擾。最后，民主集中制保證黨在治國理政中有效防止和克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分散主義，為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奠定了堅實基礎。憑借這些制度安排，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抗疫工作時，能夠在最短時間高度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抗疫意志，鑄就起舉國上下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