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并非一國之責，而是全球之事；人工智能治理亟需建立國際共識，探索協同共治新模式

據有關機構預測，2030年，人工智能將帶動全球GDP增長14%；其中，最大的收益將來自中國與北美，總計高達10.7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影響的近70%。如此巨大的經濟體量，若失去法律、道德和倫理的約束，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本次調查中，全球性、地區性及各國涉及法律、倫理、道德規范建設的事件得到了專家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如“歐美、韓國相繼出臺AI治理新規，嚴格限制、甚至禁用相關人工智能技術在某些場景的發展和應用”（排名第4，得票率49.73%）等。此外，西方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使用也受到廣泛關注，“人工智能首次控制美國軍用系統，或將開啟算法戰新時代”（排名第10，得票率48.22%）這一事件受到案例評審專家的多次提及。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名譽院長傅瑩指出：“既然人工智能武器化不可避免，專家們研究的方向應是尋找合適的治理路徑。”

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法與社會研究院季衛東院長認為，當今世界面臨著圍繞人工智能和數據的國際規則的博弈，中國在全球化時代和數字經濟轉型過程中相對處于比較領先的位置。但由于我們過去對人工智能治理重視程度不夠，導致人工智能產品、產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往往會在歐美國家遇到限制或指責，有些問題的確可以促進我國產品、技術、規范的進步，但我們也要學習適當地、巧妙地利用規則來維護國家和企業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要注意到不同國家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區別，比如美國強調人工智能企業的商業利益與企業在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歐盟則強調公民權利保障及在該前提下的規則博弈；中國在上述兩個方面都有所涉及。

當前，我國正在積極融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體系，盡管偶有逆流和阻撓，但依然肩負起了一個負責任大國應肩負的責任，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積極貢獻自己的智慧和經驗。目前的基本共識是人工智能的治理體系需要“柔性的倫理”和“硬性的法律”共同構建，更需要各個國家、國際組織、行業組織、企業、公眾的多元主體參與，倫理、技術、規范、立法等治理舉措齊頭并進的協同共治模式。

從頂層設計方面實施國家規劃并確定立法步驟。2017年，國家印發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和《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其中對人工智能倫理道德、法律政策提出了明確要求。要秉持“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精神，根據規劃要求實施人工智能法律政策“三步走”：到2020年，部分領域的人工智能倫理規范和政策法規初步建立；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倫理規范和政策體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評估和管控能力：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倫理規范和政策體系。

積極從全球治理角度凝聚人工智能倫理共識。2019年5月《人工智能北京共識》發布，針對人工智能的研發、使用、治理三方面，提出了各個參與方應該遵循的有益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社會發展的15條原則。我國還鼓勵不同層次主體圍繞科技向善等核心倫理價值，擬定評價規則，構建人工智能的評估評價體系。一方面，引導人工智能健康持續發展，通過產業發展反哺人工智能治理領域法律法規等規則的建立健全；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水平。2019年11月，《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更加重視運用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水平。

清華大學發布的相關領域研究報告顯示，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在科技產出與人才投入、產業發展和市場應用、發展戰略和政策環境等方面表現亮眼，特別是論文總量和高被引論文數量、專利數量均排名世界第一，企業數量全球第二。2019年6月，《亞太及日本企業人工智能倫理道德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在運用人工智能指導方針及管理標準方面位居亞洲前列。這些成績的取得，與我國對人工智能“先行一步”的態度與積極主動地發展先進技術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