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寶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政府體制論略》《萬人評議:中國地方黨政機關績效評價新方式研究》《轉型時期科研院所體制改革政策研究》等。

形式主義是人性需求和組織人事制度結合使然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的需求由低向高可分5個層次：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愛和歸屬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和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1]。就人性實際而言，如上需求分層雖大體存在，卻并非嚴謹。更多、更現實的情況是人類只要能解決基本生存和安全問題，受人尊重的需求便與“飲食男女”一樣，是人類最常見、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彼此的區別大多不是層次上的，而是時間、地點上的。此時此地，“愛和歸屬感”需求占了上風；彼時彼地，“尊重”需求又躍居首位。

每一個人都渴望自己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每一個人都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績而受人尊重。若能拋開現實條件的限制，則幾乎所有的上司都會樂見下屬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得盡可能體面一些，而這份體面常需要材料和臺賬“美容”才能體現；幾乎所有的領導都會本能地希望下屬接待自己時隆重、熱情甚至鋪張一點，因為短了那份“隆重”與“熱情”，似乎很難體現下屬對自己的敬畏與尊重。從下屬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同樣存在受人尊重的需求，只不過他們渴望的尊重更多的是來自周遭而非上司，因為從上司那里得到的至多不過是“器重”，而非“尊重”。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取政績，贏得晉升，才會令周遭不得不高看自己一眼。在上司牢牢控制著下屬的政治命運、“有政績不一定行，沒政績萬萬不行”的組織人事制度下，下屬當然會挖空心思地大搞政績工程，當然會一遇見上司，苦臉、老臉立刻“漾”成了一朵朵燦爛的小花。

形式主義是壓力型體制擠壓使然

所謂壓力型體制，是指權力、資源層層上收，任務、指標層層分解、下壓的體制。壓力型體制通過政府承包責任制的形式逐級傳遞壓力、增強壓力。常見形式是，年初上級單位把年度工作任務通過量化指標的形式“分包”給下屬單位，年終上級單位根據年初“發包”的任務、指標對下屬單位逐一進行考核、驗收，視其完成情況好壞實施獎懲。下級從上級“承包”了任務、指標后，再將其“分包”給自己的下級，以此類推，直到無下級單位可以“分包”的層級為止。由于上級牢牢掌握著下級的政治命運和所需資源，上級在任務“分包”和執行的過程中不免頤指氣使、硬氣十足，個別上級領導甚至不無粗暴地對下級說：“任務、指標必須落實，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我們不管。”

壓力型體制不僅體現在上級對下級居高臨下的率性與霸道，而且還常表現為上級無視客觀條件給下級層層加碼。下級單位從上級單位那里“承包”了任務、指標后，一般都會將其“加碼”后再“分包”給自己的下級。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加碼”后，若下級卯足了力氣，完成了任務、指標，則下級單位完成的任務、指標之和必定超過上級單位“發包”給自己的任務、指標總量，是為超額完成任務，自可增光添彩，有利升遷。此外，“加碼”還可給下級以更大壓力，迫使其“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從而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務、指標。而下級單位在領回任務、指標后，面對高難度的任務、指標，為了保住烏紗帽，或者為了政治升遷，在外在監督乏力、內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也只能想盡形式主義（包括數字造假）的招數來“完成”無法完成的任務。近年來，多地先后爆出大幅度GDP造假、縮水事件，[2]很大程度上便是這樣“煉”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壓力型體制不僅存在于我國黨政群機關，而且遍行于我國高校、科研院所等公營事業單位。以績效考評較為嚴格的高校為例，一般也是院長從校長那里“承包”了論文、課題、獎項等任務、指標，將其加碼后再“分包”給各系或課題組，各系或課題組再將其“分包”給老師，老師若完不成任務、指標，則會有降薪、降級、不準晉升職稱或不許招收研究生之憂。實事求是地說，今日大學內許許多多學術泡沫（或稱“學術形式主義”）及亂象，很大程度上便是這種令老師不堪承受的壓力型學術體制給“逼”出來的，而非廣大一線教師蓄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