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王傳興

中國在中美關系中開始“回歸”制度利益和價值利益訴求。這既是世界客觀歷史進程的需要，也是中國主觀努力方向的需要……需要中國的“回歸”和“中國方案”，以便應對不斷出現的對中國和世界的新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美關系經歷了兩個時期，即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前和之后兩個不同時期。

中美關系從對抗走向對話

在第一個時期，中美雙邊之間并不存在正式的外交關系。一方面，由于冷戰的地緣戰略對抗格局，為了保證自身生存，中國在中美關系中采取了全面對抗政策；另一方面，在以意識形態為標識的東西方對抗格局中，為了維護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立場，中國成為東方陣營里的重要一員，并退出或被排除在主要的國際組織——美國主導的戰后國際制度性安排的具體體現——之外。

如果說第一個時期中國在中美關系中是以地緣戰略、制度和價值對抗為利益訴求的話，那么第二個時期的情形則更加復雜：自從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中國在中美關系中的利益訴求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到1979年中美建交。在此階段，中國在雙邊關系中的利益訴求集中在地緣戰略上；具體而言，中國開始采取聯合美國的策略，以應對蘇聯構成的地緣戰略壓力。第二個階段，從1979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到冷戰結束。在此階段，隨著中國面臨的地緣戰略壓力減輕和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在繼續重視與美國進行地緣戰略合作的同時，開始在雙邊關系中向經貿合作傾斜。第三個階段，從冷戰結束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在此階段，中國在雙邊關系中的利益訴求繼續側重以經貿為中心的雙邊合作，謀求地緣戰略穩定，但制度和價值利益訴求開始日益顯現出來。第四個階段，從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至今。在此階段，中國在雙邊關系中的利益訴求是努力維持雙邊地緣戰略穩定和經貿關系穩定；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在雙邊關系中重新重視制度和價值的重要性。

中美關系中的價值利益訴求

中國在中美關系中“回歸”制度和價值利益訴求，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進程，具體體現在中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兩個層面上。

在中國國內政治層面上，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巨大進步，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客觀上都要求在理論上對此進行解釋。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對中國取得成功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理念進行研究，為進一步發展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并為依然在苦苦尋求發展道路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和參考。舉例來說，在中國政治制度優勢中，一大特性就是能夠舉全國之力辦大事，追求“善治”；而這與美國政治制度中對形式民主的極端強調，從而屢屢導致“否決政治”的出現，形成了鮮明對比。又譬如，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理念，強調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執政為民；而這也同美國政治中過去幾十年里出現的社會不斷極化現象形成了反差。

在國際政治層面上，由于以美國為主導的戰后國際制度性安排越來越不適應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從而在客觀上對現有國際制度性安排提出了改造乃至重塑的要求。具體而言，一方面，七國集團顯然已經無力單獨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也是二十國集團治理機制形成的客觀國際政治背景；另一方面，以美國為主導的七國集團對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性安排的改革，長期以來一直持消極甚至抵觸態度無法使相關機制滿足國際治理的客觀需要。與此同時，以新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為基礎，西方國家總是以西方民主作為國家“好”與“壞”的衡量標準，但在現實世界中它卻遭遇重重危機，以至于曾經認為“歷史終結”的西方學者，都開始質疑“否決民主”的有效性和正當性。

正是在這樣的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新發展背景下，中國在中美關系中開始“回歸”制度利益和價值利益訴求。這既是世界客觀歷史進程的需要，也是中國主觀努力方向的需要。之所以是客觀歷史進程的需要，是因為變化中的客觀世界需要中國在中美關系中重新“回歸”制度和價值利益訴求，以便應對不斷出現的對中國和世界的新挑戰；之所以是主觀努力方向需要，是因為中國和世界的進一步發展，需要中國基于制度和價值理念支撐提出“中國方案”，以便應對不斷出現的對中國和世界的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