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的目標是國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國則命定要創造偉大和永恒，同時承擔責任與痛苦。”［1］“一帶一路”戰略作為中國的偉大構想，必將引起當今中國和世界“五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帶一路”作為國際合作的公共產品，對我國而言，既面臨著全方位開放、周邊外交、地區合作、全球發展等機遇，同時又面臨各種風險和挑戰。“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和全新事業，沒有法治的引領、推動和保障是無法取得成功的。因此，正確認識、評估和應對“一帶一路”建設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意義十分深遠。

一、“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風險產生的原因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點合作領域。“一帶一路”多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周期長、資金量大、運行維護不易，［2］其所涉地區還存在著復雜的宗教、民族矛盾，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滋生蔓延。［3］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開放程度、法治狀況和市場化水平差異較大，我國市場主體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中必將會面臨諸多法律風險。

1.因沿線國家隸屬法系不同而引發。“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依照其法系不同，主要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大類，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國家屬于伊斯蘭法系。根據“一帶一路”所含范圍，蒙古、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除阿富汗外的中亞國家，緬甸、泰國、老撾等東南亞國家，俄羅斯以及法國、德國為核心的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屬于大陸法系。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坦桑尼亞、肯尼亞等非洲國家，以及歐洲的英國和愛爾蘭等屬于英美法系。阿富汗以及除伊拉克、以色列等少數國家外的絕大部分中東國家屬于伊斯蘭法系，均實行伊斯蘭教法。

不同法系國家的法律分類與術語、法律表現形式、審判模式與技巧、法律適用規則等差異較大，同一糾紛在不同法系國家之間的處理方式各異，法律的適用性會被削弱。同時，因所屬法系不同而產生的法律信息不對稱，也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許多無法預測的風險。

2.因沿線國家法治狀況和國民道德水平不同而產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等領域的法律法規、稅收規定與國內有很大不同，許多國家有關投資貿易的立法仍處在不斷調整完善之中，相關法律的修訂比較頻繁，并且存在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使投資者很難把握即時交易規則，導致貿易難度加大。一些國家的行政執法、行政監管十分復雜，執法透明度不高，對外國或外資企業在執法力度上有所歧視，甚至會基于本國政治、經濟利益和安全的考慮，有針對性地對某些跨國公司或者海外企業進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會對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與貿易活動產生諸多不利影響與潛在風險。［4］同時，沿線國家的國民道德水平和守法意識參差不齊，還可能產生違約、欺詐等商業道德風險。

3.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引起。貿易保護主義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通過限制進口保護本國商品在國內市場免受外國商品競爭。弊則不利于本國工業的進步，易導致國內資源的低效配置，甚至可能失去參與國際分工，獲取比較利益的機會。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實現貿易暢通和投資貿易便利化、自由化，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激發釋放合作潛力，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

當今世界部分地區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嚴重制約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關稅壁壘和以綠色壁壘、技術壁壘、認證、認可制度、安全審查、反傾銷、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來限制投資貿易的自由與便利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都屬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法治程度都不是很高，可能會重拾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維護本國（地區）的狹隘利益。這樣會消解沿線國家和地區為實現投資貿易便利化所做的努力，并可能由此引發投資貿易法律糾紛和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