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國際能源合作機制是實行共同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徑，但由于缺乏深度合作的共同價值基礎，目前中俄能源合作仍限于供需合作的層面，其前景具有不確定性。中國支持俄羅斯早先提出的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建立能源俱樂部的構想，希望通過能源俱樂部這一機制化安排建立穩定的供求關系，同時在提高能效和開發新能源等領域開展廣泛合作。2013年，當上合組織準備“重啟”能源俱樂部機制時，各成員國在跨國能源組織與對話交流平臺兩種方案間卻搖擺不定，最終未能達成共識。由于俄羅斯特有的戰略思維、民族特性和文化心理，中俄互信的基礎并不牢固，俄一直擔心中國崛起后擠壓其戰略空間，擔心與中國的能源合作使其成為資源附庸國，因而國內一直存在“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別有用心地拋出“能源資源附庸論”“移民威脅論”和“經濟擴張威脅論”等。從俄羅斯政府的行為模式來看，凡是俄羅斯對其國際地位滿意且政府權力充沛時，對中俄能源合作的意愿就會下降，行動就會遲緩。而當俄羅斯對其國際地位不滿時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政府權力不足時，對華能源合作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乏意愿但缺少行動；二是對體系地位不滿但政府權力充沛時，對華能源合作便會熱情迫切且行動迅速。

我國自中亞、俄羅斯的能源進口主要通過管道輸入，相對于從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地區的進口來說，在運輸安全方面無疑有著先天的優勢，即使在地緣政治沖突的背景下，中國與俄羅斯、中亞國家在地理上的“背靠背”關系，也足以使任何外部力量阻止能源流動的企圖難以得逞。現在，中俄兩國都在中亞地區有著重要的利益，中國在經濟上挺進中亞的步伐不會停止，但應客觀地認識到，中亞作為“后蘇聯空間”，俄羅斯仍然在該地區扮演主導性角色，俄羅斯組建的歐亞聯盟是該地區唯一的制度化經濟合作形式，如果沒有俄羅斯的配合，中國在中亞地區的能源利益可能面臨難以預料的地緣政治風險。

因此，消除俄羅斯的疑慮，就要超越單純的能源供求關系，以共同能源安全的價值觀為基礎，打造中俄能源安全共同體，促進中俄油氣合作向更深的層次發展，包括修建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東西伯利亞和北海大陸架的勘探開發、建設遠東地區的煉化設施以及加強在北極地區能源開發中的合作。同時，中俄應把中亞納入共同能源安全的框架之中，逐步形成“歐亞經濟聯盟+中國”的能源安全新機制。

推動建立國際能源新秩序。由于中國嵌入國際能源體系的時間較晚，在現存國際能源秩序中一直處于邊緣地位，同時也是西方國家遏制的主要對象。隨著“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拓展，我國的能源安全利益已經從周邊擴展到全球范圍，我國在國際能源體系中的角色也必須從國際能源制度的接受者轉變成國際能源秩序的塑造者。為此，我國應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基于全球能源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則，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能源新秩序。一方面，推動建立亞洲能源聯盟已經具有現實可行性。實際上，亞洲能源聯盟已經擁有比較成熟的制度框架，東盟早已把能源安全作為其整體安全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日韓三國可通過“10+1”“10+3”合作機制，構成東亞能源合作聯盟，再向中亞、南亞和中東地區擴展，以增強亞洲國家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影響力，共同維護能源安全。另一方面，依托雙邊自由貿易網絡，分別建立海上和陸上油氣貿易中心。中國已同多個周邊國家簽訂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商務部正在研究“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的自貿區戰略布局。在此機遇的背景下，中國石油企業應繼續擴大油氣貿易的規模和頻次，多元化油氣貿易通道，市場化貿易定價，并逐步分別在上海和新疆霍爾果斯建立亞太地區的海上和陸上油氣貿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