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廣大發展中國家掀起了民族獨立浪潮。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并走上聯合的道路，它們強烈要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64年，77國集團發表聯合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要求。1973年，第四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再次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之后，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從未中斷。如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不惜削弱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積極推進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名義上要塑造區域貿易秩序的范本，其真實意圖是將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主要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削弱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秩序中的話語權，特別是要阻撓東亞國家經濟一體化進程，其目標直指中國。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中呼吁國會支持TPP和TTIP時說：“中國正想要給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區確立規則”“這會給我們的工人和商業帶來不利。我們為什么要讓這一切發生？我們應該來書寫規則，我們應該來定義游戲規則。”?

“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總體戰略部署，從國內經濟發展而言，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起構成優化中國經濟空間格局的三大戰略；就參與全球治理而言，是中國參與和引導全球治理所構想的亞、歐、非洲三大洲布局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推進“一帶一路”，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為主要內容。其中，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是建設“一帶一路”的三個具體合作領域，政策溝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民心相通基礎上的政策溝通，將為地區秩序和世界秩序的構建奠定基礎。

戰略對接是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形式。“一帶一路”構想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對接，必然涉及國際經濟規則的重構，并需要建立新的國際機制為此提供保障，而由此衍生出的新規則需要借鑒其他經濟合作的經驗，但決不能照搬西方規則。正如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共同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所規劃的，“充分發揮現有聯委會、混委會、協委會、指導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等雙邊機制作用，協調推動合作項目實施”。其實，“一帶一路”建設，已有多個國際機制可供支撐，正在“強化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發揮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亞洲合作對話（ACD）、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現有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相關國家加強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然而，“一帶一路”構想所要建立的新秩序不會也不能拋開現行的國際秩序，還要借鑒現存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的合理內容，同時也會受到現存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的制約。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網站數據，截至2014年底，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是16.85%，實際擁有一票否決權。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為10.92%，僅次于美元和歐元居第三位。?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中的出資份額和投票權也受到限制。目前，亞洲開發銀行兩個最大的股東日本和美國各占15.65%的份額，中國在亞行的持股比例只有6.429%，擁有5.442的投票權。不僅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一直由歐洲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一直由美國人擔任，亞行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

“一帶一路”需要沿線國家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務實推進，相應的國際機制不可或缺。中國在提出“一帶一路”的同時，就與相關國家共同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這無疑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力參與國際秩序的新舉措。亞投行與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擬議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將是“一帶一路”戰略四大金融支柱之一，將在國際秩序制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實，亞投行的基本功能主要集中于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功能缺失的一種彌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功能是會員國家在國際收支困難時向其申請外匯資金支持，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區域范圍內減貧工作，真正投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資金十分有限。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未來10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要8萬億美元的資金。而落后的亞洲基礎設施已經成為制約亞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亞投行的成立適逢其時。亞投行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專注于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雖然亞投行不尋求打破現行國際秩序，但亞投行將推動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客觀上達到實現國際秩序與時俱進的目的。

“絲路新秩序”為全球治理樹立新范本

絲路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種國際秩序。所謂秩序，就是指有條理、不混亂的情況或環境。國際秩序，是指一定歷史時期內國際社會各行為主體之間形成的處理相互關系的行為規范、原則及相應機制的總和。國際秩序表現在行為規范和國際機制兩個方面。行為規范實際是國際社會所遵循的規則；國際機制實際是國際社會的調控機制。國際秩序是國際社會處于主導地位的行為體和處于非主導地位的行為體對國際社會基本準則規范化認同的最大公約數，從而形成國際社會所遵循的規則，這些規則還需要國際機制為其提供制度保障。

國際秩序，體現國際行為體的話語權，而話語權無疑是以硬實力和軟實力為后盾的。但國際秩序的建立和調整是一個系統工程。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確有諸多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存在著不等價交換的貿易體系和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的國際金融體系。現存國際政治秩序雖然存在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但其中的一些原則、規則和機制有諸多合理性，特別是《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成員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