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性質（理念、制度、模式）和國家實力這兩個對其重塑和主導國際制度和秩序構成挑戰的主要因素看，美國的對手只有中國和俄羅斯。從冷戰后美國對付中國和俄羅斯的手法看，其主要實施的是西化、遏制和融入戰略。西化是美國將中國和俄羅斯納入西方體系的最高層次戰略，是一種“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策，這種戰略美國付出成本最低而效果最佳。冷戰后，美國一直在支持中國和俄羅斯國內的反對派和所謂“民主力量”的發展，意欲實施所謂“顏色革命”，從內部改變這兩個國家的政體，使其實行西方體制，從而將其納入美國控制和主導的世界體系。在西化中國和俄羅斯難以取得成效的情況下，美國就采取了圍困、打壓所謂遏制戰略，意欲破壞、阻止、限制中國和俄羅斯的發展，削弱和消除其對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威脅。美國在亞太實施的“再平衡戰略”、提升與亞太盟國軍事安全關系、推高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領土之爭等，在歐洲推動北約不斷東擴、部署歐洲反導系統、鼓動鄰國與俄交惡、對俄制裁等，都是美國實施這種戰略的手段。遏制戰略并不能阻止這兩個大國特別是中國的崛起，不能最終解決中俄對美控制和主導國際秩序的挑戰問題，基于這個現實，在不放棄實施西化和遏制戰略的同時，美國又采取了所謂融入戰略，即將中國和俄羅斯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讓中俄遵守和服從現有國際制度和秩序，規范和約束中俄行為，不使中俄對美世界領導地位構成威脅。正如《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言，“敵對國家和政府只有一個選擇：遵守國際規范、融入國際大家庭。如果它們拒絕這條道路，它們必將為自己的錯誤選擇而蒙受損失，必將更加孤立。”這就是美國所謂的“接觸”與“防范”的雙重戰略，“接觸”是為了了解對手并通過與之交往，實施對其西化和融入戰略；“防范”是為了阻止、限制對手實力增強和影響力擴大，同時施加壓力迫使對手融入西方體制，兩者方式途徑不同，一手軟一手硬，但殊途同歸，都是消除或限制中俄對其世界領導地位的威脅，實現其獨霸世界的全球戰略目的。

基于對中國和俄羅斯發展預期的不同判斷，當前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接觸”與“防范”戰略側重點不同，對俄“防范”大于“接觸”，對中國則“接觸”大于“防范”。雖然俄羅斯擁有廣袤的土地和資源，也擁有強大核武庫和先進常規戰力，但從俄羅斯先天不足的經濟發展結構，和相對薄弱的人口資源以及惡劣的周邊地緣環境看，俄難以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強國。因此，美國重在通過圍困、打壓等手段，遏制俄羅斯的發展，將其徹底變成一個地區性國家，不再對美構成全球性威脅。但中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中國的內在因素決定其發展難以遏制，只從外部進行圍困、打壓，不能阻擋中國的崛起，也就是說中國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強國將會變成現實。基于這個判斷，美國在不放棄西化和遏制戰略的同時，對中國更注重實施融入戰略，側重將中國融入其主導的國際體制，約束、限制中國的行為，不使中國的發展對其世界領導地位構成挑戰。近年來，美國在國際政治安全事務中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在一些國際經濟金融機構中適當增加中國的權力，推出TPP迫使中國被動加入，與中國協商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達成。同時，在國際上要中國成為負責的利益攸關方，操控規則解釋權和話語權，將中國的合法行為上升到道德領域以降低中國運用實力的合法性，削弱中國對制定和塑造國際制度和國際秩序的影響力。所有這些都是美國對中國奉行融入戰略的表現。   價值觀輸出   在全世界推行美式價值觀是美國列明的四大國家利益之一，也是美國實現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實際上，自20世紀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以來，一直在以自己的價值理念勾畫、塑造著世界，行使對外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和文化行為，維護美國利益。我們考察美國的價值觀輸出戰略，既要看到其源于宗教和哲學的價值理念追求，也要認清其基于謀求國家利益的現實需要，可以說，美國價值觀輸出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高度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