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群體性事件多發。快速城市化和經濟高速發展使各種利益沖突迅速增加，由此在農村地區產生的群體性事件也是密集發生。雖然各級政府對農村穩定高度重視，但是在當前中國農村快速發展的特殊背景下，群體性事件，仍然不時發生。透明中國網對各種媒體公開報道的群體性事件進行過一個列表匯總，指出2010年以來發生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就多達二十余起。

大體來看，最近幾年農村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其原因主要有三大類型，第一類是村干部腐敗引發的，這是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發生的一類群體性事件，可謂歷史最悠久；第二類是由征地拆遷及補償問題引發的，往往會引起暴力抗爭甚至流血事件，可謂最激烈的一類群體性事件；第三類是圍繞農村環境問題引發的，最近幾年數量和比例都不斷攀升。

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思路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治理中的問題是由農村社會發展水平以及中國所處的快速城市化的進程所決定的。由于歷史的原因，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城鄉差距較大，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足，這決定了農村地區在很長時期內存在民生方面的社會治理困境。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正處于快速城市化時期，農村也正處于一個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由此會引發一系列由發展產生的社會治理難題。中國要想實現步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完成城市化的目標，這個快速發展的過程還需要持續至少30~50年。這就意味著中國農村在未來的很長一個時期內仍將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國農村今后還將會長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治理困境。今后農村社會治理的完善和突破不能過于理想化，必須符合農村發展的客觀實際，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科學穩步地推進。

第一，要依靠發展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的基礎。與城市相比較，中國農村社會治理的經濟基礎明顯比較薄弱，農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很多難題都是由于農村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較低造成的，這是當前中國農村社會治理要面對和承認的一個基本前提。這個特點決定了只有依靠發展才是解決農村社會治理難題的長期戰略選擇。只有通過發展農村的教育文化事業，才能提高農民素質，增加農民收入；只有通過發展農村經濟，讓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才能使農民安居樂業；只有發展地方經濟，政府才能增加財政收入，才能為農村提供充足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也才能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農村基本的民生問題解決了，社會治理的經濟基礎提高了，才能提高農村地區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

第二，要充分運用既有的組織網絡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主體。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的社會治理應該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總體格局下進行。社會治理主體雖然多元廣泛，包含基層自治組織、各類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和人民群眾，但是黨委和政府依然是社會治理的核心主體。當前農村的社會治理，一定要充分發揮原有的各級黨組織、基層政府、村民委員會和民間社會團體的作用，而并非一定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組織和機構。

提到創新社會治理機制，人們很容易聯想到要充分運用社會組織的力量參與公共管理，培育中國的公民社會。這個理解有一定的道理，農村社會治理就是要運用多種力量共同解決農村各類問題，但是不能矯枉過正，繞過黨和政府，一味尋求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有效的社會治理應該充分運用現有的組織網絡，而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在建立更多的新機構和新組織上。

第三，要在縱向上區分農村社會治理的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當前農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都應該重視和解決，但是面對各類不同的問題，在有限的資源制約和時間條件下，我們必須要做出區分，確定哪些必須是要盡快解決的，哪些又是可以在近期解決的，哪些只能在更遠的長期才有可能解決。所以，農村社會治理要在時間縱向上有劃分階段的意識，要區分長遠目標和近期需要突破的重點。當前農村各類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盡管普遍存在，但不是在短期內可以迅速解決的，因此可以在解決那些燃眉之急問題的前提下，制定長期發展戰略，分階段設立目標，分期分階段逐步解決。

第四，要在橫向上分類處理農村社會治理的不同問題。農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除了在縱向上要有分期分階段的意識外，還要在橫向上確立分類意識，應該對農村社會治理面臨的各種不同問題進行分類，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科學分類，不同類型采用不同方案，分別進行處理。如根據社會治理內容的特點，可以將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劃分為民生型、沖突型、安全型和政治型等幾類；根據社會治理問題發生的頻度可以區分為日常型、周期型和偶發型等；根據相關問題產生的原因又可以分為客觀形成型、歷史遺留型、人為制造型和體制缺陷型等；根據相關問題產生的原因又可以分為客觀形成型、歷史遺留型、人為制造型和體制缺陷型等。

各種民生問題主要屬于日常性社會治理工作，要采取治本之策，從提高政府服務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做起。農村村級兩委換屆主要屬于周期性的社會治理工作，應該在換屆選舉前摸清狀況、逐村排查，對于問題村提前做好各方工作和應急預案，將換屆產生的矛盾沖突和不穩定因素降到最低。農村社會治理的偶發性問題是指突發性的群體性事件、各種生產安全事件、重大交通事故和各種公共安全事件等，可以進行更細的分類研究，確立不同的處理機制。

【注釋】

①國家統計局：《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2016年2月29日。

②程同順：“村民自治的時代困境及未來趨勢”，《人民論壇》，2013年第26期。

③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2015年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網信網，http://www.cac.gov.cn/，2016年1月22日。

④吳景雙：“外出務工致農村人才流失超8成，職業農民培養難”，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5年5月11日。

⑤齊東杰，周海生：“城市化背景下的鄉村社會治理”，《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年第2期。

⑥李丹丹，楊雨奇，趙歡：“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億”，《新京報》，2014年8月7日。

⑦曹溢：“‘村官巨貪’戲碼緣何不斷上演？”，《中國紀檢監察報》，2014年10月22日。

⑧劉苗苗，宋明爽：“社會治理理論視域下的農村基層信訪探析”，《山東農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⑨敘嵐：“反家暴更須關注留守婦女權益”，中國青年網，http://www.youth.cn/，2016年3月10日。

⑩潘岳：“環境不公加重社會不公”，《瞭望》，2004年第45期。

蘇揚：“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宏觀經濟管理》，2006年第2期。

程同順：“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社會管理”，《學術界》，2013年第1期。

責編/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