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的角度看，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自治能力均有明顯差異，有的民族地區較早地進入現代工業社會，而有的民族地區尚處于農業或游牧社會。所有這些情況表明，我們必須創立自己的社會治理理論，找到適合中國人的治理方式，“包容地對待復雜社會”中多樣性的民族文化，堅持求同存異，注重和而不同。

第四，多元社會思潮的沖擊陡增了中國社會的復雜性。認識來源于實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建立、社會結構的轉型、對外交流的深化、互聯網絡的興起，西方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蜂擁而入，不可避免地沖擊著我國原有的家庭觀念、國家觀念、個人和宗族觀念，形成了十分復雜的社會思潮：傳統與現代、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公平均等與效率至上、恪守傳統與崇尚變革等觀念相互交織在一起，紛繁復雜，良莠不齊。在各種思潮影響下，一些人羨慕發達國家的民主與自由，卻不愿遵守嚴格的法制與規則；渴望個人利益最大化，卻不想承擔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幻想一夜致富，卻不肯付出艱辛的勞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審慎甄別，才能形成符合中國特質、適應復雜社會的治理對策。

復雜社會治理的基本邏輯

中西之間不僅有社會復雜程度的差異，社會治理的基本邏輯更是大為不同。

追求單一性和簡單化是西方社會治理的基本邏輯。注重邏輯推理、強調直線思維是古希臘以來西方人基本的思維方式，到了近代，康德通過四個二律背反命題概括了西方人思維方式的特點。他們強調同一性、非矛盾性與排中性，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變化的只是本質的影子，任何事情或價值只能在“是”與“非”之間二者擇一，“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沒有中間狀態，除此之外全是鬼話”。⑤這種“是”與“非”絕對不相容理念構成了西方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習慣。在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下，西方人喜歡從整體中把事物分離出來進行邏輯分析，強調個體的獨立性以及個體的作用，而在把個體整合起來形成社會整體時，則習慣于依賴各種正式規則。正如費孝通所言，西方社會的個體就像一根根“筷子”或“田地里的稻草”，把這些筷子或稻草組合起來的力量則是象征著規則的“繩子”，⑥而這些筷子或稻草本身具有獨立性。因此，西方人強調簡單性、線性化，關注當下且著眼于局部，以結果為導向，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認為一切要由市場來決定，政府只能作為最后的出場人，當政府與市場失靈的時候只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就可以實現社會良性運轉。這些社會治理思想正是單向度思維方式的集中表現。盡管如此，但由于西方許多國家或者人口不多，例如北歐各國只有幾百萬人，內部差異不大，共同體意識較強，容易實行單一的社會福利制度；或者是個歷史很短的移民國家，容易實行并認同個人主義，如美國。所以，追求單一性和簡單化的社會治理邏輯，倒也往往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