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做小本買賣的，1萬元可不是小數目。而且我在老家是參加了新農保的，有必要再交一份嗎？”讓老龐寬慰的是，天津已經出政策，允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考本市的職高和高職，“以后能讓咱娃在這高考就好了！”他憧憬。

孫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區(qū)，2013年她給孩子辦理入學手續(xù)時，被告知沒有通州區(qū)的社保繳納證明不能辦理借讀手續(xù)。“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區(qū)。”孫芝莉夫妻倆權衡之下，還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學校，半個月見一次，他們勸我也這么辦。可孩子成長需要陪伴，這不是辦法。我倆打算過一段時間都回老家。沒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幾年，最后還是不能扎下根兒來。”孫芝莉對此很無奈。

解決城市管理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難題，不該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代價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一直關注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他認為，2008年保障隨遷子女就近上學的相關政策出臺之后，幾年內各地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條件放寬了不少。但最近兩年，各大城市又開始普遍收緊政策。

《北京市教委2012年關于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明確，非京籍學生在京借讀需具備“五證”，即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監(jiān)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yè)證明、戶口所在地鄉(xiāng)鎮(zhèn)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jiān)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五證”的規(guī)定由市教委文件統一發(fā)布，具體的工作證明界定由各區(qū)結合情況具體來定。

2013年12月，天津市教委發(fā)布《天津市居住證持有人隨遷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實施細則(試行)》，此細則明確規(guī)定務工人員要提供居住證、合法務工證明、合法居所證明、原籍戶籍證明和子女的預防接種證，并應在入學前一年到居住證載明的居住地所屬區(qū)縣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同時，明確要求提供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費證明原件及復印件。

這些政策在具體執(zhí)行中，還有很多附加的“隱形條款”。2015年北京非戶籍學生家長做過統計，要想入學，實際上須備齊28個證件才有參加初審的資格，其中很多證件，需要提前很多年準備。

政策為什么收緊？

熊丙奇認為，這些政策的頒布是基于“控制人口總數”的管理思路，就是擔心放松入學條件會造成大量非戶籍人口涌入，進一步加劇大城市的臃腫。

比如，北京市在2012年發(fā)布的《關于北京市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方案的說明》中明確，作為首都，需要妥善處理人口與資源、環(huán)境的矛盾，需要統籌考慮京籍學生和非京籍學生升學考試利益等難點問題。天津市教委也透露，大量隨遷子女向城鎮(zhèn)和城郊結合部集中，給本市教育資源帶來很大壓力。

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不均衡，也是造成非戶籍人口入學難的重要原因。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目前，國家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則是以流入地解決為主，即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這樣一來，農民工在省內流動，教育經費由省內統籌，孩子進城讀書問題不大；如果生源跨省，流入地政府在財政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就會提高門檻。

《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顯示，目前全國農村約有留守兒童6102萬人，占農村兒童的37.7%；約有1793萬孩子一年只能見父母1到2次；約有921萬孩子“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研究顯示，如果不能保證每3個月見一次，孩子對于現在生存狀況的焦慮及“煩亂度”會陡然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