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規則重構的主要力量：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博弈。著眼于未來全球競爭格局和搶占未來競爭優勢，美歐等發達國家全力推進在更廣闊領域內打造新一代國際貿易規則。美國要確保規則的制定權和領導力，通過主導TPP、TTIP、TISA等談判暫時占據先機，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是核心力量，發達國家“強強聯合”的態勢突出。借助主導新貿易談判來影響國際貿易規則重構及國際經貿關系，反映了發達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重整貿易關系、重構游戲規則、重新配置經濟利益的戰略目標。面對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戰略的調整，世界其他國家都感受到新的競爭壓力。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不甘完全被動，希望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治理格局，在規則制定中獲得平等地位，獲得更多的制度性權利。規則重構將是各方綜合博弈的結果。

美歐等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貿易規則重構帶來的兩大影響是：一是在貿易規則涵蓋內容上，它們在談判議題設置上居主導地位，不但要建立高標準的市場準入范式，而且涉及范圍之廣大大超過以往，更把重點放在探索建立競爭中立、環境、勞工等新規則上，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未來貿易規則及產業標準。美歐明確要為國際貿易規則樹立“新標桿”，引領國際經濟新秩序未來走向。美國希望將其價值觀、市場經濟規則向發展中國家傳遞，但顯然新規則和標準超越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二是在貿易規則制定機制上，面對發展中經濟體在多邊平臺上的地位有所提高，發達經濟體轉而謀求規則重構路徑的多元化，側重推動自貿協定、諸邊協議談判成為貿易規則制定的新平臺，爭搶規則制定先機，然后再回歸多邊，建立普適性的規則體系。

貿易規則重構給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帶來壓力和挑戰。第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于守勢，TPP、TTIP、TISA等貿易談判都不包括主要的新興經濟體。第二，由于在經濟發展程度、市場經濟完善程度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寬范圍、高標準的規則重構超越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對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規范和經濟改革形成巨大外在壓力。從參與能力看，對于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不僅沒有準備好，缺乏足夠的能力，而且需要時間和空間來構造高起點的競爭力。如何在國際貿易規則重構中避免被邊緣化、增強在全球貿易治理中的話語權，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必須正視的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