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元制”職業教育中，職業學校的學生同時也是企業中的學徒，企業培訓和職業學校學習交替進行，而且以企業培訓為主導。在德國，截至2012年底，德國約有143萬名學徒在330個培訓職業中接受培訓。而且，一個年級中接受“雙元制”職業教育的人數占該年級總人數的一半以上（55.7%），而德國人就讀大學的比例僅為20%。這充分表明德國年輕人在就讀高校和接受職業教育的選擇上，明顯傾向于后者。德國從事培訓的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率（即培訓企業率）接近22%，這個比率在500人（含）以上的企業達到了近90%，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及資金的局限或是由于其工作內容過于專業，其培訓企業率僅為14%，不過，跨企業培訓中心的存在彌補了中小企業培訓條件的不足。

此外，“雙元制”職業教育充分發揮經濟界自治組織的作用，將商會納入到職業教育的全過程之中，包括培訓標準的制訂、培訓過程的實施以及職業能力的考核等。這樣一種職業學校、企業、商會和政府機構等各類行為體的分工協作，不僅能培養企業實際需要的技能技術型人才，而且能敏銳地對工業和職業變化做出調適。

需要指出的是，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的重企業實踐和校企合作的理念也在向高等教育層面滲透。一方面，在研究導向型綜合性大學以外，德國還存在著大量以企業實踐為導向的應用科學大學。另一方面，近年來，“雙元制”職業教育也在向高等教育領域延伸，例如，在巴登—符騰堡州，原先的職業學院已經從2009年起轉制為“雙元制”大學。

穩定的勞資關系和公司治理結構。德國勞動力市場相對穩定，這得益于以合作主義為特征的勞資關系。一方面，鑒于在德國，工資由工會和雇主聯合會通過勞資談判確定，而工會力量相對比較強，這使得雇主無法通過壓低工資來獲得競爭優勢，而只能通過提高員工的技能和增加創新與研發投入來確保自身的競爭地位，這同時也增強了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和忠誠度。另一方面，在遇到危機時，德國工會又表現出合作的態度，推遲工資增長計劃或接受適度的工資增長，由此減輕企業的壓力，避免了大規模裁員，使得在危機過后的經濟恢復過程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企業保有充足的、有經驗的技術工人。

在公司治理方面，德國公司奉行穩健的治理模式，具體而言，銀行在公司融資和監事會中占據主導地位，這可以防止公司參與過于有風險的投資項目，保證貸款償還的安全性，促使公司保持穩定持續的發展；在共決體制中，雇員代表參與公司的決策過程，維護和保障了雇員的利益；最后，德國的公司管理中以生產和技術為導向，而不是僅僅以公司短期的收益為標準，很少參加投機和并購活動。除了在公司中掌握大量股份的大股東之外，銀行和雇員代表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他們與高層經理人一起，組成了一個“大聯盟”來決定公司治理的相關政策，兼顧到了各個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權益，股東價值并不是大多數大型公司追求最多的價值。總體上，德國公司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利益相關者導向型。10和美國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的公司治理模式相比，德國企業往往更重視自身產品的質量，愿意投入資金研發新技術并且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愿意投資于員工的技能培訓和創新能力，而非一味關心公司股價，這種理念造就了值得信賴的德國制造業企業，也正是強勁的制造業幫助德國率先走出了金融與經濟危機。11

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德國歷來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的“貿易國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德國每4個工作崗位就有一個依賴于出口業，而德國的出口中，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制造業扮演著重要角色。較長一段時間以來，德國制造業在德國經濟部門的出口總額中的占比達到了近四分之三。與此同時，德國制造業的出口率一直處在較高水平，2013年達到47.7%。正是因為德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出口導向型，這需要德國保有擁有國際競爭力的實體經濟，而前述的“德國模式”構成要素正是這種國際競爭力的保證。

但是，也必須看到，德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容易受到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例如，2009年，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德國出口急劇下滑，這是導致當年德國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到了2010年，德國的出口又迅速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究其原因，這和德國的出口產品結構有很大關系，相關數據表明，以汽車、機械、化工和電氣為代表的四大支柱產業占德國制造業總產值的40%以上。在金融與經濟危機爆發時，各國企業減少投資，包括對生產資料（如機械設備）的采購，消費者也減少大宗商品（例如汽車）的購買，使得德國的出口受到沖擊。但是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各國政府紛紛出臺各種經濟刺激計劃，具體措施包括加大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及通過減稅和轉移支付來鼓勵消費，前者增加了對德國機械設備的需求，而后者使得德國的汽車生產企業重新獲得了大量訂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