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移入國社會穩定乃至國家政治統一威脅最大的是，在一定條件下，從外部進入的某個單一移民群體甚至可能在一個地區占據多數而“鳩占鵲巢”。各國、各地區歷史上這種事情所在多有，在當今世界民族沖突的最熱點地區中，也不乏這樣的案例，科索沃和斯里蘭卡泰米爾人問題就是典型。科索沃本系塞爾維亞民族和文化發祥地，土耳其統治時期阿爾巴尼亞人大量遷入，躍居當地主體民族，埋下了當今科索沃問題的根源。斯里蘭卡本是2500年前僧伽羅族建立的單一民族國家，公元前2世紀前后，泰米爾人開始遷徙并定居錫蘭島，從5世紀至16世紀，島內僧伽羅王國和泰米爾王國之間征戰不斷。到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殖民者為了獲得廉價勞動力，用強制手段將印度殖民地南部數十萬泰米爾勞工遷至斯里蘭卡中部和南部種植園勞動，導致錫蘭島上本來人數不多的泰米爾族社會急劇膨脹，斯里蘭卡獨立后泰米爾人占總人口比例高達18%，斯里蘭卡曠日持久的內戰實源于此。所謂英國殖民者“分而治之”和“挑撥離間”的民族政策，不過是助推已有的矛盾和仇恨滋長而已，并不是產生矛盾和仇恨的根源。

今天，仍有不少國家因國際經貿發展和收容難民而在國內陸續形成了較大規模的單一聚居外來移民群體，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針政策又激勵了這些外來移民群體拒絕融合于當地社會，而是圍繞著原國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對當地社會具有或明或暗敵意的“想象的共同體”。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正日益成型并具備現實的行動能力，而他們對當地社會的敵意有時甚至會以暴亂等相當激烈的方式暴露出來；倘若假以時日，未必不會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對抗。

由于地緣、歷史等各方面的聯系，二戰之后法國、德國、英國等西歐國家接納了大批穆斯林移民，這些移民相互之間在故國可能深陷國家、民族、部族之爭，但在歐洲社會卻以伊斯蘭教為紐帶日益趨向形成一個單一的穆斯林移民群體。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長導致不少社區、城市穆斯林色彩日益濃厚，某些城市甚至正在成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占多數的地方，某些國家本土民族在未來人口構成中可能落到一半以下，這一切又驅使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拒絕認同當地文化、風俗乃至政治，伊斯蘭教法高于東道國法律的思潮流傳甚廣，形成相互促進的正反饋，以至于出現了將“歐洲”與“阿拉伯”合而為一形成的新詞——“歐拉伯”（Eurabia）。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越來越多的西歐國家乃至北美、澳大利亞，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與當地社會沖突問題日益浮現，其中不少沖突已經涉及上述群體對當地社會的政治敵視，2009年美軍胡德堡基地槍殺案、2013年波士頓爆炸案等就是如此。⑧近年來，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倫等西歐大國政要相繼公開抨擊多元文化主義，指責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已經失敗，這表明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的外來移民增長所帶來的負面沖擊已經極為明顯，即使一貫喜好自我標榜“多元化”、“寬容”的西歐國家社會也無法繼續視而不見。

從較長歷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條件相同，內部統一性較高的社會在艱難困苦之時更有凝聚力，而內部統一性較低的社會則往往只能共享樂而難以共患難。二戰之后西方在經濟發展“黃金時代”的外來移民與東道國社會相對和諧，不等于現在和未來也和諧。因為彼時外來移民人數尚少，而且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大餅”可以分享；現在西方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實際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所占份額已達50.4%，僅中國一國就占15.4%，超過整個歐元區所占份額（13.1%）；⑨世界經濟正在步入低速增長期，西方經濟增長低于中國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的“大餅”縮小，社會異質性卻大大提高，必然驅使人們轉向小集團身份認同以求在資源競爭中取得助力，移民與東道國本土社會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了。

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在某些極端情況下，難民甚至將母國的摩擦沖突乃至戰亂帶到了東道國。由于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明顯優于孟加拉國，大批孟加拉國非法移民涌入印度，2010年時印度政府即有高官在防范非法移民的活動中聲稱此類非法移民已逾2000萬，導致西孟加拉、阿薩姆等邦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阿薩姆等東北各邦人口結構變化尤為顯著。這些孟加拉國非法移民多數是穆斯林，在印度各移入地與當地原住民產生了一系列摩擦，在東北各邦的沖突更是堪稱暴烈。

在連年戰亂之中，大批索馬里難民涌入相對和平繁榮的肯尼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伊斯特利區因聚居著眾多索馬里難民而被當地人稱為“小摩加迪沙”，也被許多索馬里難民視為自己的“第二首都”。結果這個區域不僅因治安惡化而成為當地人心目中最不安全的區域，而且成為索馬里恐怖主義勢力招募新兵的基地。2013年9月內羅畢西門購物中心恐怖襲擊案震驚世界，而伊斯特利區的索馬里青年難民就是此次襲擊組織者索馬里青年黨的重要兵源。在長期潛移默化之下，居住在當地的索馬里移民和肯尼亞貧民道德價值觀念已經嚴重錯亂，對恐怖主義襲擊縱容乃至樂觀其成的心態蔓延。在西門購物中心襲擊案之后，居住在伊斯特利區的索馬里移民和肯尼亞貧民更愿意相信這場襲擊是政府軍導演的把戲，目的是提升總統肯雅塔的威望，強化其親西方政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