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歷史學家、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莫里斯·埃瑪爾（Maurice Aymard）認為，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多元化的歷史敘述使全球史研究前景看好。全球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全球史研究會對歷史學編纂產生怎樣的影響？未來研究趨勢如何？本報記者就此對莫里斯·埃瑪爾進行了采訪。

在全球時空下考察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何全球史研究備受關注？

莫里斯·埃瑪爾：伴隨著世界范圍內的人口頻繁流動、物質財富流通，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也在全球范圍內交流。1987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穿著西裝，而絕大部分中國同行穿的是中山裝。到現在，大家的衣著方式已沒有很大差別。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信息能夠通過互聯網在全球實時傳播。各國政府制定政策也會以全球為視野。

這一現實情況迫使歷史學家從人類的過去中尋找、發現同樣具有跨國性質的物質財富、人員、思想觀念的交流。盡管這些交流規模較小、流通速度較慢、形式有所不同，但畢竟是當前全球化浪潮的前奏。歷史學家已經找到了中國與歐洲地中海沿岸國家之間人員、貿易往來上千年的歷史。當時歐洲從中國進口絲綢、茶葉與陶瓷，盡管不能與今天在上海港大量進出的巨型集裝箱船相比，但已經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遠距離交流。

我們思考“全球史”時不妨換一個視角，即相對于以往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時間、空間尺度下研究歷史，“全球史”是在“全球”的時間、空間尺度下考察和研究歷史。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必須去研究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后果，無論它是正面還是負面。我們尤其需要了解，這種變化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乃至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每個人的行為方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研究全球史正是為了回答經濟全球化向人類所提出的各種問題。　　　

國別史研究須向多元性開放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全球史研究興起之后，是否仍需要國別史研究？

莫里斯·埃瑪爾：強調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國別史研究不重要。我就曾參與過意大利史的編纂工作。每個國家都有必要建立自己國家的歷史，為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及后代，建立作為共同生活基礎的集體記憶，為人民描述他們所繼承的文化傳統。

但現在書寫一個國家的歷史已無法遵循以往模式，國別史必須向多元性開放。歷史學研究領域已實現極大拓展，新石器革命、農耕文明出現、野生動物馴化、動植物養殖等事件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并不亞于文字發明；甚至，那些不與人類歷史直接相關聯的環境、氣象、生態的歷史，也構成了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這些課題過去都曾被歷史學家排斥過，但通過這些對以往所認為的邊緣領域的研究，各國歷史學家們正在使國別史研究更加豐富充足，乃至面貌一新。

歷史學研究課題的拓展不是偶然的，這一拓展的進程恰恰是與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緊密相連的。在“全球”這一大的時間、空間尺度下，歷史學研究拓展出的諸多課題已經超越了國家、地區的邊界，以往的國別史研究方法已不足以解釋歷史。今天，物質財富、思想文化的流動都愈加全球化，歷史研究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需要歷史學家提出新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