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追求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排他性戰略優勢

對于印度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戰略行為，可以從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去考察：一是同區內其他成員的關系互動，二是同區外國家的關系互動。兩個層面的行動均能清晰地折射出“曼荼羅”地緣戰略思想和英印安全戰略思維的影響，以及戰略文化的攻防取向。

“曼荼羅”地緣戰略思想的影響。印度現實主義思想家考底利耶提出一套涉及和平、戰爭、中立、示威、結盟/庇護、戰和雙重策略6個方面的治國安邦之術，獨立后印度的國際行為實踐也的確是沿著這一邏輯發展的：印度首先沒有同區內鄰國建立起良好的關系，同巴基斯坦長期敵對，同孟加拉國、尼泊爾、斯里蘭卡的關系也遠非友好融洽，同鄰國關系的敵視或摩擦成為印度外交的主要特點。在同區外國家的關系互動中，同區外鄰國中國的關系跌宕起伏，為推行“前進政策”導致兩國沖突和戰爭；同海上鄰國緬甸的關系也磕磕絆絆；倒是印度一直試圖與阿富汗、伊朗、越南、蘇聯/俄羅斯保持良好的關系；對任何區外成員（尤其是大國）同次大陸其他國家之間的互動保持高度的戒備或加以排斥。這恐怕不純粹是一種歷史的巧合，“曼荼羅”地緣戰略思想的強大魔力和謀求南亞區域霸權的戰略意圖不言而喻。

英印政府安全戰略思維的遺產。印度通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獲得民族獨立，其政治模式、政府組成、社會治理、外交政策、國防理念等同英印政府時期的密切聯系是難以想象的。作為海洋大國英國的殖民地，英印自然無憂海上威脅問題，也沿襲了次大陸歷代統治者的一貫做法，把防御重點放在陸地安全上，構筑西北部的“三層戰略邊疆線”和“西藏緩沖區”是基本的戰略思路。對此，獨立后的印度政府蕭規曹隨，只是由于次大陸地緣政治的變遷和中國西藏的解放，表面形式有所不同，但理念和實質被全盤繼承，而且構筑西北“三層戰略邊疆”針對俄國的思維模式被復制到東北方向對付中國。20世紀60年代初的“前進政策”就源于此。印度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東向政策”同樣似曾相識，戰略拓展意味濃厚。

印度洋是印度戰略大棋局的中樞，印度的海洋戰略和行動部署就是圍繞確立印度洋地區霸權目標而展開的。“由于英印帝國是英國貿易的產物，印度洋和海上運輸線第一次進入印度的戰略思維范疇。”[32]在獨立之初，印度就有意識地組建海上一支力量，在1967年英國宣布逐漸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軍事存在時，曾試圖填補印度洋地區的“權力真空”，只是由于東西方對抗的國際大環境和自身實力不濟而未能如愿。然而，印度洋是“印度的海洋”意識已經深深地扎根于印度政治家和社會精英的觀念中。2004年頒布的《印度海洋學說》以次大陸為中心，依據利益攸關程度和地理距離劃分為三個海域控制區，即海岸至500公里海域的深度控制區、500—1000公里的中度控制區、1000公里以外的軟控制區，這同英印安全思維中的“三層戰略邊疆”如出一轍，旨在確立在印度洋地區的戰略優勢和排他性的海上霸權。

在力量部署上，印度早已超越了傳統的近海防御，把觸角延伸到印度洋上幾乎所有的戰略要地。采取的戰略舉措主要有：1）有計劃、有針對性的發展同東南非洲國家的密切合作，借此實現戰略的部署。如同莫桑比克簽署防務合作協定；在租借來的馬達加斯加北部島嶼上修建情報搜集站；長期租借毛里求斯的阿加萊加群島，為控制莫桑比克海峽，有效封鎖馬達加斯加以北的海區提供跳板。2）在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設立印度遠東海軍司令部，一方面可以封鎖戰略咽喉馬六甲海峽，守望龍目島和巽他海峽；另一方面也可據此把影響拓展到南中國海和西南太平洋，落實“東向政策”。3）計劃在印度洋部署遠程潛射彈道導彈，增強區域戰略優勢。4）鞏固在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北印度洋地區的傳統部署。至此，一個“M”型的、變印度洋為“印度的海洋”戰略規劃和部署已具雛形。

從印度的戰略規劃和部署看，著眼于進攻性行動和先發制人已經成為印度軍事指導方針的基本要素，[33]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也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其戰略文化中內涵的進攻性取向。正如2004版《印度的軍事原則》載明的那樣：任何層面的防務計劃在本質上必須是進攻性的，同時輔以欺騙和先發制人的攻略。[34]2007版《印度的海軍戰略》重申了這一原則，并提出了著力發展遠洋打擊能力的海軍建設規劃，為確保印度在印度洋、中東、東亞的戰略利益，印度海軍必須擁有島嶼作戰和海上打擊能力，以便配合支援陸地作戰。[35]印度獨立以來的確沒有大規模的征服擴張記錄，但在南亞和邊境爭議地區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的傾向則非常明顯。[36]密西根大學戰爭數據庫（COW）和國際軍事沖突數據庫（MIDs）資料顯示：印度獨立后同鄰國打了5場戰爭；1949—2001年間介入區內軍事沖突49次，其中有20次發生在1980年以后，相對于周邊其他成員，印度使用武力的頻率明顯增加。

由此可見，當代印度戰略規劃和國際行為也再次驗證了視非暴力為印度戰略文化偏好的非合理性，既不支持其防御性戰略文化取向的判斷，也驗證了視非暴力為印度戰略文化基本屬性的非合理性。

案例3：不結盟和結盟之間的選擇——一種“戰略自治”

“不結盟”就像“非暴力”一樣幾乎成了印度的身份象征，這其實是世人對印度國際行為的一種刻板印象。不結盟既是印度認知中的世界大國邏輯的延伸，也是實現大國訴求的路徑。不結盟源于印度對聯合國投票機制的認知和評估，冷戰時期的集團對立在聯合國的表決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印度認為，在集團對立的國際背景下，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避免在東西方兩陣營之間做出兩難選擇。“這種獨立處理國際事務的方法逐漸演變成為印度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尼赫魯把不結盟視為保持印度外交獨立的保障。”[37]隨著不結盟外交的日漸明朗，印度也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扮演著某種橋梁甚至是“和平締造者”角色，在20世紀50年代印度扮演的斡旋行動的確也給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印度依靠不結盟運動曾扮演過某種超越其實力所及的角色，20世紀60年代在美蘇之間有著較大的回旋空間，固有的大國情結進一步強化，以至于其戰略目標和安全行為預期超出了自己的資源限度。

不結盟并非消極被動，而是一種積極進取型的國際戰略，其實質就是基于對國家利益的認知，賦予印度在戰略決策上的自由，是一種“戰略自治”，而非處理國際關系的道德準則。這種戰略自治能夠使力量并不強大的印度在兩大集團之間保持獨立性，進而既可提升印度的國際聲譽，縮小大國的夢想和現實之間的反差，又能更好地保障印度的安全利益。對此，尼赫魯指出：“印度正在成為并注定會是一個在世界事務中有影響的國家。這并非是我希望的軍事意義上的，而是其他更為重要、更加有效的層面。”[38]同時，對于不結盟的功利性，尼赫魯也毫不諱言：“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我們沒有特殊理由非介入其中不可。在戰爭中保持中立是非常容易的選擇……當時機到來需要做出抉擇的時候，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加入有利于我們國家利益的任何一方”。[39]蘇布拉馬尼亞姆說得更加直白且深刻：“無論是甘地為反對英國殖民主義而進行的非暴力斗爭，還是尼赫魯的不結盟運動，這些基于嚴格理性的、正當合理的國際戰略卻被人同道德選擇混為一談，相關的戰略也因此而窒息，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甘地的非暴力信條并不妨礙他堅決支持印度在克什米爾使用武力；尼赫魯的不結盟政策也不影響印度1963年為維護國家安全同時接受蘇聯和美國的軍事援助……像尼赫魯把不結盟的道義束之高閣一樣，英迪拉·甘地為遏制中國和美國，在1971年依然簽署了印蘇友好合作條約。不結盟就賦予了印度在危機環境下這種戰略選擇。”[40]

當然，除“印蘇友好合作條約”名義下的準同盟關系權威地詮釋了印度中立不結盟外交的工具性本質外，印度在1978年蘇聯支持下的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蘇聯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等重大國際事件上的政策和行為也同其標榜的中立不結盟格格不入，不結盟的工具性和道德偽善盡顯無遺。至于“非暴力”思想，如果說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印度在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進程中弱者反抗強者有力武器的話，那么獨立后的印度則沒有為“非暴力”思想的綻放結果提供適宜的社會土壤。“非暴力”是人們對印度的另一種“刻板印象”，當代印度政治家和戰略精英沒有誰相信“非暴力”能給印度帶來安全，或者能夠捍衛印度的國家利益，印度的外交政策、國際行為自然也就與之大相徑庭。這也是本文沒有把“非暴力”納入印度戰略文化范疇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