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并未迎來“劉易斯拐點”

為了能讓中國重返經濟快速增長之路，我們首先需要走出“新常態(tài)”論的理論誤區(qū)。“新常態(tài)”論的主要理論依據有二：第一，從內部經濟來講，“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使得中國不再可能保持兩位數以上的經濟增長；第二，從外部經濟來講，中國出口市場的增長潛力已盡，中國不再可能以出口為引擎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于是，為應對“劉易斯拐點”和“出口拐點”到來所產生的沖擊，主張結構調整和刺激內需的政策建議逐漸成為主流。所以，錯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于推導出以上政策建議的理論。

“劉易斯拐點”是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yè)社會轉型過程中必定會發(fā)生的、經濟增長的階段更替。這種更替過程中會出現兩個拐點：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城市工業(yè)部門全部吸收后出現的工資上漲的拐點；二是城鄉(xiāng)完全一體化后出現的經濟增長的拐點。在第一個拐點到來之前，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人口紅利，在第二個拐點到來之前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工業(yè)化紅利，如果同時對外開放，那么還將獲得參與國際競爭的學習紅利。很顯然，就中國目前農村剩余勞動數量依然非常巨大的實際情況看，中國尚未到達劉易斯第一個拐點，怎么可以據此來調整經濟結構呢？

凡是主張劉易斯第一個拐點已經到來的觀點，盡管可以在統計數據上得到支持，但是在理論邏輯上則是錯的。其第一個錯誤在于把存量問題與流量問題混淆了，即把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的流量變化，錯當作存量剩余勞動人口的減少，完全不顧中國還有一半左右人口生活在農村，從而可以繼續(xù)提供剩余勞動的事實；其第二個錯誤是從工資上漲的現象中倒推出中國剩余勞動已經趨于枯竭的結論，然這是非常不可靠的，因為工資上漲可能是由于剩余勞動枯竭所致，也可能是因為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扭曲性干預所致。

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所出現的工資持續(xù)上漲現象主要是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實施扭曲性干預所致，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在原有工資水平下的有效勞動供給趨于減少，但這絕不意味著剩余勞動已經完全消失。在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劉易斯第一拐點到來以前，調整經濟結構會帶來巨大風險，因為由結構調整導致的產業(yè)升級，會讓大量仍然滯留在鄉(xiāng)村的剩余勞動再也沒有獲得社會就業(yè)的機會，于是貧困將會與他們長期相伴，社會將會因此而失去穩(wěn)定性。當然，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來幫助他們，但這又會導致全社會效率的犧牲。總而言之，只要不讓剩余勞動找到就業(yè)機會，社會就將沒有最優(yōu)解。

中國出口市場的潛力依然極其巨大

接著我們再來分析中國出口市場是否擴張潛力已盡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出口對于中國來說為何重要？就中國目前農村人口還占總人口的一半而言，中國的內需相對于產出來說是嚴重不足的，處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農民受生產率和生產方式的制約，基本上是屬于自給自足型的。此外，受中國自然資源有限和人力資本供給不足的制約，中國在國際分工中選擇了加工制造，凡是制造業(yè)都具有最小盈利規(guī)模的約束，即生產規(guī)模若是達不到一定的批量，就會因固定資產不能攤薄而造成虧損。把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綜合起來，就不難發(fā)現兩者在封閉經濟下是難以達到平衡的，必須采取積極的出口推動政策，才能有效解決中國所面臨的“過剩產能”問題。其實，就國際貿易原理來講，只要是可貿易的商品，本來就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它們的生產和交易本來就是國際化的。但是，中國一旦走上出口導向的發(fā)展之路，那么順差就將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見，中國的貿易順差歸根到底是個結構問題，而不是個價格（匯率低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