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制度績效上認識中國當代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多樣性是通過制度間對話交流競爭，而非制度間隔離否定對抗呈現出來的。一方面，由于交往方式的豐富和活躍，人們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他國家制度的機會，也更有可能破除片面的成見或者意識形態標準來了解各國制度運行的細節、各國制度之間的差異，由此增強了認識上的主體性；另一方面，社會公眾在對外部世界更加了解的同時，也對本國制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得國內期望與國際示范有效地互動起來，形成了推動制度調整變動的新動力。這種變化直接推動了各國制度的自我反思、相互學習以及自我改進。各國的制度優勢和制度劣勢不僅得到全面展示，也在處理許多新問題的過程中被放大。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從本質上說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調整完善的過程。這是中國與許多國家在制度變革上的巨大差別。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化，不僅是為了獲得國內發展所需要的技術、知識和資源，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也是為了提高制度的開放性和競爭力，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推動制度的改革完善。因此，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僅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更是文化制度意義上的。這些成就被凝練為“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的提出，說明了中國的制度建設具有了更強的主體意識，正在從調整制度以適應環境轉變為發揮制度優勢來改善環境。
無論是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時間節點，還是以1978年改革開放作為時間點，中國發展取得的績效都是明顯的，并且被認為在經濟發展上還具有強大的潛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這說明了中國制度不僅具有效力活力，也在不斷增強吸引力。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出色的績效，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的推進凸顯了國家和制度的重要性，[17]為中國制度優勢的發揮提供了條件和機會。高柏用“魔方國家”概括中國應對全球化的模式，認為這樣一種國家從來就不視其自身為環境變遷的被動接受者。相反，它在迎接各種各樣的挑戰時一直都采取先發制人的方式去建構起新的國家能力。[18]
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找準了自己的位置，將整個國家的制度優勢與社會成員的活力、創造力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發揮了經濟上的比較優勢，抓住了發展的機會。雖然中國的制度具有獨特性，但是在運行上符合全球化時代對于各國制度提出的一般性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性是其適應了中國的國情，而其普遍性則是順應了時代的發展。
首先，堅持將維護社會的基本秩序作為重要任務。對秩序的重視，既來自中國的歷史經驗和傳統價值，也來自“文革”的深刻教訓[19]，更取決于執政黨對于中國發展所需前提條件的判斷和堅持。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談話中提出“穩定壓倒一切”。1992年十四大報告提出“社會政治穩定”是不斷前進的條件之一。后來江澤民多次論述了穩定的重要性，以及穩定與改革、發展三者的關系，認為穩定是“前提”。隨著社會利益觀念的多元化，社會差別的拉大，各類社會矛盾也在增加并時有激化，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更為艱巨。執政黨一方面不斷深化對社會穩定的認識，先后提出了“和諧社會建設”、“科學發展觀”等新的理念，來尋求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政策措施、制度機制，另一方面則加大實現社會穩定的資源投入，比如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政法機關建設等。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胡錦濤在展望中國的未來發展時提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是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要指導方針，“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20]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治理的秩序優先在國家間競爭中顯示出兩個方面的明顯優勢：首先，穩定的秩序是獲得國際資本投資的重要條件。雖然中國長期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居于各國前列有多重原因，但是穩定的秩序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次，穩定的秩序有利于國家進行長遠規劃。隨著國家間競爭的加劇，在科學技術創新中掌握先機和制高點，在經濟發展中實現比較優勢的合理轉化等方面，國家的長期規劃作用日益凸顯。中國不僅實現了穩定的秩序，而且顯示出維持穩定秩序的能力。這可以為中國制定和執行戰略規劃提供有利條件。
第二，能夠不斷增加和改進公共品的提供。公共品種類很多，各國提供的各有不同。有效的公共品提供除了有賴于國家的財政能力外，更取決于國家是否愿意把提供公共品作為其基本的職能。相對于許多國家，中國有著重視基礎設施類公共品提供的悠久傳統，修橋鋪路、興辦教育、消除瘟疫等歷來被視為政府的重要任務。這個價值偏好一直延續到現在，并且成為許多政府官員的內在行為準則。在當代，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一直是國家發展以及執政黨執政的根本任務。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被確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因此整個國家要不斷發展，才能為滿足這些需要提供物質基礎；同時執政黨認為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自身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奮斗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外部性問題的增多，增加和改進公共品的提供日益重要。政府也在根據這個要求轉變職能，提出了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目標，將“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確定為政府的四項主要職能，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社會建設的重點，不僅加大了公共品提供的力度和種類，而且提高了公共品提供的針對性，優先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改善公共品的提供方式，擴大公共品的提供主體，提高公共品提供的質量。
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共品提供無論在數量、質量還是提供方式上都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但是就整體而言，中國的公共品提供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中國更加重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這既增強了吸引資本投資的能力，也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了改善日常生活條件的基礎；二是中國的公共品提供的增加和改善有著較強的經濟支撐力。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政府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的增長，使得政府有較強的能力來實現公共品提供的不斷增加和改善。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以及中國社會不斷增強的公益意識，進一步推動了公共品提供的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
第三，繼續保持著集體行動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制度的突出特點。執政黨有著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中央享有較高的權威，掌握著巨大的資源，社會成員具有很強的認同和服從意識，這三個要素構成了中國制度集體行動能力的支柱。在應對重大風險或危機的時候，這種集體行動能力充分展示出來，并且由于更多主體的參與，集體行動出現了新的形式和特點。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和其后的重建過程中，廣大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地方政府各具特色的對口援建，都體現了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原有社會動員體制的深刻影響。
全球化產生和誘發了許多新的風險，往往超出了社會個體或者某個社會組織的應對能力，國家的作用得以凸顯。以國家為單位的集體行動可以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分配責任與義務，達成有效的協作互助關系。盡管中國的集體行動能力和方式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但是相對于許多國家來說，以國家為單位的集體行動依然具有很高的水平。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執政黨保持著強大的組織體系，隨著社會的變化努力調整著與社會各個階層的互動方式，既將社會各個階層的優秀分子吸收進組織體系中，也將組織延伸到新興社會階層之中。這種政黨—國家—社會關系，為實現集體行動提供了制度基礎。二是雖然社會利益觀念日益多元化，但是相對于許多社會來說，中國社會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同質性，[21]比如民族、語言、文化等。而且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在諸多方面推動了社會交往的擴大和深化，增強了社會認同和文化認同。這些變化正在潛在地推動著社會自主動員能力的提高，這既會制約政黨—國家的動員能力，也會豐富整個社會的集體行動方式。
第四，通過提高制度的回應力，適應公民不斷增強的政治參與訴求。公民政治訴求的增多增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許多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通常是開放競爭性選舉，讓這些訴求相互競爭，并且對政權產生壓力。但是，選舉雖然能夠解決利益訴求的表達，卻并不一定能解決利益的滿足。許多研究發現選舉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并不密切。更重要的是，對于在上個世紀90年代實行自由選舉的某些國家，選舉后國家就進入了戰爭狀態，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是經過歷史演變而來的，已經形成了較為充分的存在條件，不能簡單地照搬使用。[22]
中國在制度上應對公民政治參與訴求的方式，除了拓寬制度渠道，倡導有序參與外，還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提高制度的回應能力、解決訴求或涉及的具體問題之中。這種結果導向而非程序導向的應對方式，與其他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之所以這樣，一方面因為執政黨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判斷，認為人們的政治訴求是由其經濟條件決定的，“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另一方面因為執政黨堅持的發展理念，認為要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關鍵還是要發展，只有發展了，才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
第五，保持較高的決策自主性，能夠制定和實施戰略性規劃。全球化時代也是相互依存的時代，一方面國家的決策面臨更多的制約，另一方面大量新問題的出現又要求國家的運行不能受到某種力量的左右。保持決策的自主性就成為各國面臨的普遍問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這個問題更加突出。西方學者在比較中國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應對危機的做法和效果的時候，都認為中國決策和執行的高效率，有利于控制危機的蔓延，并認為中國制定和實施戰略性規劃的能力是中國的制度優勢。[23]
決策的自主性分為國內自主性和國際自主性兩種。就前者而言，中國相對于其他許多國家在制度上有三個方面的突出特點：一是執政黨強調自己的人民代表性和自身的無特殊利益，在決策過程中努力吸收社會各個方面的意見要求，推動民主協商，避免某個社會群體對決策的壟斷；二是決策采取民主集中制，在廣泛民主的基礎上，尤其重視集中，從而使決策能夠順利執行；三是代議機構實行的“議行合一制”。在黨代會和人代會中，許多代表來自政府部門。雖然這種代表結構引起了一些爭議，卻為政府部門更好地貫徹黨代會和人代會的決定和精神提供了制度條件。
就國際自主性而言，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24]并將其作為是所有改革開放措施的前提之一。中國強調的主權原則包括兩個基本內容：一是要堅決維護自己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完整；二是要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這種自主性確保了國家在對外開放中的主動性，也因此避免了在許多重大決策中屈服于個別國家的壓力或者跟風國際潮流。這種自主性的效果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歷次重大國際經濟、金融危機中充分體現出來。在約翰·格雷看來，由于中國領導者懂得歷史，所以能使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自立于全球自由市場之外并且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決定改革開放的步伐，以減少全球動蕩的沖擊。[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