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熱潮中，一批學者堅持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在現代仍有價值，他們會通中西、融貫古今，創立了新儒家這一重要的學術流派。新儒家內部學人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各有不同，其中有人形成了將儒學與現代政治制度緊密結合的儒家憲政主義，其理論建基于儒學自身的政治主張、歷史地位和思想傳統，但想要在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實行則面臨著諸多現實困難。

【關鍵詞】新儒家  儒家憲政主義  理論建構  現實困難

新儒家的歷史源流

儒家憲政主義是近年來興起的探討儒家與憲政關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發掘傳統儒家控制王權的思想與行動，以此回應西方憲政實踐的傳統背景。具體說來，儒家憲政主義的歷史源流大致如下：

1921年學衡社和《學衡》雜志提出“融化新知，昌明國粹”，引發了新儒家哲學思辨的興起。一般認為，新儒家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1921～1949年，代表人物有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張君勱和馮友蘭等；第二個時期為1950~1979年，活動轉入港臺地區，代表人物為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第三個時期為1980年至今，代表者為蔣慶、張祥龍、陳明和秋風等倡導政治儒學的大陸學者。

馬一浮早年贊成民主革命，后來專心學術，認為一切道術皆可統攝于六藝，是相當固守傳統的。梁漱溟倡導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后于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同情社會主義，又通過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研究得出從教育和鄉村建設入手改造中國的路線。馮友蘭的新理學試圖用邏輯分析方法建構自己的形而上學體系，政治上贊成自由民主政治。張君勱的大半生致力于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起草中華民國憲法并在臺灣沿用至今。他認為儒學在人生觀上有重要價值，晚年飄零海外，潛心儒學研究。熊十力早年曾參與辛亥革命、護法運動，后來棄政從學，會通儒佛，建構新唯識學體系。晚年所作的《原儒》認為孔子思想中已蘊含“革命”、“民主”等理念，嘗試在儒學和民主憲政之間建立聯系。

唐君毅認為儒學具有極高的宗教精神，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贊成民主自由，說孔子的“為仁由己”即為自由定義，又指出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領域，未能進展到公民人格和社會組織層面，因此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認為儒學就是“身心性命”之學，稱自己的儒學精神是 “道德的形而上學”。他也贊成民主法治，但是認為儒家以仁為中心的“內圣”，無法開出民主科學法治的“外王”，因此主張儒家應該通過自我坎陷（自我否定），接受吸納西方的民主科學法治，才能完成中國文化的創新。牟先生以政道與治道之辯證來進一步使其憲政建國理想精致化。他指出，中國雖有治道之精美，但終究沒有政道之格局。政道格局之打開，需依賴于民主政治與科學。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政權與治權才能分離，政權才有可能寓于民眾之手，而非皇帝個人之手，才能使上層統治者的權力受到監督。所以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形式條件，沒有這個形式條件，那么個人權利就得不到保障；科學是新外王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沒有科學，民主政治就如同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便無從建立。因此，儒家在現代社會要想繼續有所作為，擔當使命，就必須要將科學與民主政治結合起來。

徐復觀力圖在中國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銜接的內容，力圖揭示歷史上個人主義與專制政體、道德與政治的對立和沖突，強調對中國封建專制主義與傳統思想文化應加以區分，認為儒家思想在長期專制壓迫下出現了歪曲和變形，專制政體壓制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發展，卻不能說儒學就是專制統治的“護身符”。

從前兩個時期的新儒家的思想和主張來看，馬一浮、梁漱溟雖然對民主憲政并不反對，但其學問思想的重點卻一在固守傳統學術，一在“生命哲學”和鄉村建設。馮友蘭、張君勱和牟宗三雖然都贊同自由民主，但他們是將哲學和政治分開的，其政治主張并不是從傳統學術中開出的。熊十力、唐君毅和徐復觀注重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也贊成民主憲政的政治主張，并且不同程度地從傳統文化中挖掘民主的因素，尋找憲政的養料。這最后一派可以看做是儒家憲政主義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