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非常重要，因為更加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是維持中國物價穩定的重要工具，而物價的穩定是促進中國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相反，通貨膨脹則是加劇財富分配不平衡的重要途徑。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富人的非消費類收入可利用投資工具多，因而受到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較少，而窮人反之，大多數中低收入者是將資金放在銀行，會受制于較低的銀行利率和負值的實際利率。雖然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率較低，但是這不表明通貨膨脹不會在今后抬頭。從建設和諧社會的角度出發，中國需要增加匯率制度的靈活性，以免在未來本國和國外的理想貨幣政策不一致時，被迫采取“進口”外國過分寬松的貨幣政策。

第三個需要考慮的是利率改革。現行的利率政策為商業銀行帶來超額利潤的同時，也在維持著金融壁壘，這使得改革步履維艱。在成熟的市場化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應通過各種金融服務來贏得利潤。而利率改革的重要意義是可以通過競爭淘汰管理不好的銀行，迫使銀行找到新的辦法來增加利潤。這也會為很多缺乏投資渠道的居民，保障其資本收入。

國有控股企業的進一步改革與資源價格的改革這兩項非金融領域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利率改革能否達到預期效應。現在國有控股企業的高管關心的，不僅是為所有者創造價值，同時還有很強的對規模的追求，這催生了國有企業過度投資的沖動。如果利率改革造成貸款利率下降(存款利率上升)，就會進一步助長國企過度投資的行為。資源行業及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國企與部分民企，由于尚未支付資源的市場價格或環境的合理的社會價格，也會造成對自然資源及環境資源的過度使用。銀行貸款成本的下降更會助長對資源的浪費與對環境的破壞。從這些意義上說，非金融領域的配套改革會影響到利率改革的成敗。

第四個需要討論的金融領域的改革是資本賬戶的進一步開放。中國對流出和流入的資本都有限制，而對流出的限制多于流入。雖然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資本賬戶的開放可以提高效率，但如果看實際證據，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會發現很難看到這樣的效果。比如韓國是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放了資本賬戶，但是這項開放不到兩年韓國就進入金融危機，其原因就在于國內存在扭曲，對資本賬戶沒有限制，一旦出現風險，海外投資和國內儲蓄都會出現“羊群效應”， 一涌而出，從而加劇了國內經濟的動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發展中國家的國內金融扭曲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資本賬戶開放帶來的后果是增大危機。因此，資本賬戶的開放并不是迫在眉睫的改革項目。

第五點是人民幣的國際化。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有很多層次，低層次的國際化是提高本幣的使用頻率，這在公司債中廣泛應用;高層次的國際化，是企業在日常運作中使用本國貨幣。世界上有200多個經濟體，世界銀行有185個成員國，它們自身的貨幣多半不是國際貨幣，國際交易基本都是用少數國家的貨幣，比如美元。而從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資本可以自由出入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還沒有達到自由兌換的程度。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用對外的金融改革來倒逼國內的金融改革。這種想法從理論上說用的好，也用的巧，但其中的風險一定要想清楚。這如同說，為了減少高速公路上司機在昏睡狀況下開車或酒駕，可以想象的一個改革方案是強制汽車廠家在方向盤上裝一把刀口對著司機心臟的鋒利大刀，通過增加司機酒駕的成本，從而倒逼司機自覺改掉許多開車的壞習慣。但這種“倒逼”改革方案并沒有被任何國家采用，其中道理值得深思。

總而言之，金融改革的次序選擇，非金融領域的配套改革，一定要兼顧金融穩定與經濟效益。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與經濟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責編/袁靜 美編/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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