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日我國的學術“守門人”，很多是“學而優則仕”，不少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染有官場陋習，對知識和學術缺乏足夠的信仰和敬畏，因而很容易受人情、關系、利益等非學術因素影響而無法公正、認真、嚴格地評價和把關。如此一來，我國大學教師隊伍就像一支沒有守門員的“學術足球隊”。因為沒有守門員，所以只好嚴格規定只有從什么角度、什么距離射進的“球”才算進球，否則一律不算。而這些角度與距離，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大學不斷“創新”出來的一道又一道死“杠杠”：不是核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不算成果；沒多少篇核心期刊論文不給晉升何等職稱；沒有獲得什么級別的課題不能晉升何種崗位；等等。這樣就使教師很多時候都無法為學問、學術本身而努力，而只能為一道道“杠杠”而拼命。為了這些“杠杠”，他們不能不想方設法弄頂烏紗帽，不得不變得八面玲瓏，不得不放低身段，到處搞關系，“混個臉熟”。

為什么說大學“去行政化”，并非像“不讓校長參加校學術委員會”那樣簡單

在我國大學里，還有一種現象是：“改革”越來越頻繁，考核越來越量化、獎勵越來越多，學術質量卻越來越低。從一定意義上說，該現象與高校行政化色彩濃厚不無關系。

在我國許多高校里，行政人員一般占到了員工總數的百分之三四十左右。這種過高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高校有限的辦學資源被無謂浪費。而且，高校行政人員的身份是管理師生的“官員”，而非服務師生的“員工”。因為是“官員”，所以他們也很需要打造政績，以利升遷。如何打造政績？辦法通常有二：

一是追求“高大全”。“高”是指讓大學里大樓越來越高，“大”是讓校園越來越大，“全”是讓本、碩、博學位點越來越多、越來越全。在一些急于升遷的校領導眼里，只要轟轟烈烈地把高校GDP（這里借用經濟學術語，主要指高校的總體發展規模）搞上去、彰顯了“能力”和“政績”，就OK了，至于在創造GDP過程中資源是否被無謂浪費、學校是否背上了巨額貸款、社會是否存在專業擴張需求等，則往往不在重點考慮之列。

二是不斷“創新”校內制度。不管效果如何，在一些高校行政人員眼里，似乎只要是改革，就意味著進步；只要是創新，就可彰顯政績，有利升遷，于是才有那么多花樣百出的所謂改革創新。諸如，量化考核、教學評估、碩士生學制縮短、崗位聘任、期刊排名、沒有什么級別以上的課題或獎勵不能晉升何種職稱或崗位，乃至沒有出國多少時間以上不得評教授、副教授等。殊不知，并非所有的“改革”都意味著進步，某些僅僅為了個人政績而進行的所謂“改革”，本質上不是進步，而是瞎折騰。

近年來，大學“去行政化”的呼聲很多，這些呼聲中雖不乏過于理想化的表達，但也道出了大學管理體制改革的勢在必行和大有可為。只是，大學“去行政化”，并非像“不讓校長參加校學術委員會”那樣簡單，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重建學界對知識的信仰和對學術的敬畏，如何轉換大學管理者的管理職能。

（作者為北航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