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隨筆】

作者：曾偉明（江西理工大學期刊社與出版中心主任、編審）；謝婷婷（江西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

當前，科技領域的無形“斷供”風險陡增——一些國際知名數據庫對中國科研用戶實施訪問限制。這讓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嚴峻的現實：我國大量寶貴科研成果的獲取渠道高度依賴國外數據平臺，這如同將科技信息安全的“生命線”交予他人之手，一旦遭遇極端封鎖，后果不堪設想。因此，當務之急是打造自主可控的學術出版平臺。

學術出版平臺受制于人，已經造成很多問題。首先，巨額資金外流，成果“兩頭在外”。受現行評價體系影響，大量國家資助產出的優質論文流向國外期刊。《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24)》顯示，2023年，中國作者SCI發文量為72.87萬篇，約占全球1/3。但中國SCI期刊數量少，發表中國作者論文僅3.34萬篇，占中國作者SCI發文量的比例不足5%。要想看到文章，就得斥巨資訂閱國外數據庫。這無疑形成了投入在國內、發表在國外、購買再回國的循環，耗費巨大。

其次，技術轉化受阻，工程師“望文興嘆”。盡管中國科研投入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很多最新研究成果的載體——論文，卻與國內工程師無緣：一是買不起，二是看不懂。國外數據庫訂閱費用昂貴，國內以高校及科研院所訂閱為主，廣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難以負擔。同時，語言障礙也讓許多一線工程師難以直接利用這些發表在外刊上的最新成果，導致國內研發與前沿知識之間出現斷層，阻礙了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

再次，扭曲科研方向，國家需求受忽視。為了在國際期刊發表，部分研究可能更傾向于迎合西方學術熱點。長此以往，不利于形成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良好科研生態。

面對這些問題和挑戰，被動應對絕非良策，必須主動出擊。短期內，我國還很難出現能夠與國際出版集團相抗衡的大型出版集團。因此，必須立足當下，積極穩妥分步走。當務之急，是團結國內主要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力量，形成強大的“采購聯盟”，與國際學術出版巨頭“談價格”。這方面，國內外都有成功先例，例如德國科研機構形成一個聯盟與國際出版寡頭愛思唯爾談判，要求在其費用僅是過去單個機構所支付的一半基礎上獲得數據庫使用權，大幅降低了數據庫使用成本。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圖書館聯盟等社會組織的橋梁作用，代表國內用戶集體發聲。這樣既能有效節約寶貴的科研經費，也能為未來贏得更有利的談判地位。

最根本的，是要構建我們自己的學術數字出版平臺。

這要求我們積極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議國家出臺更有力的政策，引導和鼓勵國家資助的科研成果，優先發表在高質量的本土期刊上。這方面，老一輩科學家已經作了表率：錢學森自1955年歸國后，便不曾在國外的期刊上發表過文章；屠呦呦的論文發表在《科學通報》上，照樣獲得諾貝爾醫學獎。2025年4月18日，科學技術部發布“關于公開征求《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實施細則（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意見的通知”，在第十六條中，首次新增“鼓勵主要論著優先在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值得大力推廣和深化。

這同時要求我們建設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學術數字出版平臺。目前國內已有一些較大的數字資源平臺，但力量相對分散又彼此碾壓。我們需要借鑒國家在通信、能源等關鍵領域整合資源的成功經驗，通過科學的頂層設計和市場機制相結合，對現有平臺進行優化整合。既可以強強聯合，將國內現有若干個期刊數據庫資源有效整合，集中優勢，建設一個國家級、綜合性的大型數字出版平臺；也可以按信息種類或學科領域進行專業化分工，各平臺聚焦優勢方向，同時建立高效的資源共享機制，形成整體合力。

針對當前國際出版巨頭屢屢利用壟斷性地位漲價、肆意攫取暴利的情況，我國或可聯合具有共同訴求的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共同倡議和推動建立一個開放、公平、包容、非歧視的國際學術數字出版與交流新平臺，以促進知識生產的多樣性與公平性，打造一個全新的、開放、共享的自主知識生產和傳播體系。這種新型知識生產傳播體系，既能回應“全球南方”國家學者對公平學術環境的期待，又有利于打破現有體系的壟斷，促進全球知識生產的多樣性和公平獲取，可以贏得廣泛的認同與支持。

學術數字出版平臺對保證國家科技安全具有重要意義，要建立高效的管理機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動其走集團化、集約化、科技化發展道路，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最終使其真正具備與國際巨頭同臺競技的能力。

《光明日報》（2025年06月2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