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演進變化與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推進的時代背景下，“00后”價值觀呈現出一些新特點：時代變局形塑全球視野與家國擔當，深度現代化觸發身份建構和意義反思，進取為主、焦慮滋生的心態鏡像漸成，內向敞開、外向收攏的圈層社交興起。同時，“00后”價值觀受到高度競爭環境、新經濟形態、外來思想觀念以及多重信息場域等因素影響。有效引導“00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應注重下沉生活學習場景，“以情感人”更要“以理服人”，構建群體對話與自主話語生產機制，不斷加強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

【關鍵詞】“00后” 價值觀 思想政治工作 【中圖分類號】D432.62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00后”成長于經濟全球化、數字化與社會轉型高度交織的時代背景之中，國際格局的深度調整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推進，使得這一代青年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空前復雜。當代社會的高流動性與不確定性不斷聚焦到個人層面，激發青年對價值選擇、身份認同與社會責任的反思。正是在這種內外作用之下，“00后”不斷進行自我審視，逐步生發出既能融入主流價值體系又能兼容多元文化的思想觀念認知。為深入剖析“00后”的價值觀形成與演化機理，本文從主要特征、影響因素和引導策略三個層面展開論述，旨在為思想政治工作與社會治理實踐提供更具前瞻性和系統性的思考。

“00后”價值觀的主要特點

“00后”面臨的時代背景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國際政治博弈的加劇與全球經濟秩序的重塑為青年社會融入帶來了一系列挑戰；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推進和新興產業的不斷發展也為青年帶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這兩者共同塑造了新時代青年的思維模式與心理特質。“00后”在價值觀層面既繼承了以往幾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也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孕育出獨具特色的時代烙印，這些印記相互映照，塑造出“00后”復雜而多面的價值觀版圖。

時代變局重塑全球視野與家國擔當。“00后”成長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國家間競爭日益加劇，國際秩序呈現出明顯的動蕩和分化。與此同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蹄疾步穩。對于“00后”而言，這些宏觀變化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他們的學業選擇、就業規劃與個人奮斗目標，從而深刻影響了這一代人的價值觀。

“00后”更關注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近年來，美國“關稅訛詐”“卡脖子”技術打壓頻頻成為熱點話題，與以往強調個人自我實現或物質追求的價值取向不同，“00后”更早地意識到個人命運與國家整體休戚與共的關系。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表現出的愛國熱情以及對世界局勢的高度關注，都折射出這一代人基于外部競爭格局自覺形成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僅是民族情感的體現，同時也是對國際博弈格局的理性認識：要想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必須依靠自主創新和整體國力的提升。

“00后”更注重創新與國家發展。許多青年在選擇專業方向或創業項目時，更傾向于與社會發展、國家需求相契合的領域，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高技術行業，以期在“硬科技”賽道中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結合。相較而言，“80后”“90后”在求學與擇業時更多地受到經濟全球化機遇的吸引而選擇跨國背景濃厚的方向，而“00后”面對日益削弱的國際流動性和不斷增長的技術封鎖壓力，則將更多精力放在國內創新與內需市場的開拓上。但這并不等于封閉保守，“00后”對于多元文化與跨國視野的需求依舊強烈。盡管經濟全球化遇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00后”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和留學交流機會，努力接觸世界各國的先進技術和文化思想。在應對外部博弈與民族復興的雙重語境中，“00后”形成了兼具務實精神與理想主義的價值觀：一方面，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對全球公共議題——包括氣候變化、社會公正的關注，展現出新時代中國青年應有的精神風貌與責任擔當；另一方面，他們將這種訴求與國家實力提升、民族復興愿景緊密結合，形成了獨具時代特征的“家國青年+世界青年”的身份認同。對他們而言，國家利益與全球責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種相互作用、同向前行的共在。

深度現代化觸發身份建構和意義反思。深度現代化所帶來的結構性變遷、價值多元與科技革新，正深刻影響著“00后”的社會化進程與自我認知方式。深度現代化不僅意味著更快速的社會變遷與更復雜的全球交互，也意味著個人需要在不斷變化的外部情境中重塑自我定位與價值追求。“00后”在面對“如何創造意義、在何處尋求意義”等問題時，展現出自己獨特的思考。

在傳統社會中，“意義”更多地由家庭、宗教、社區或國家等宏觀系統自上而下地提供，而“00后”逐漸意識到這些宏觀系統所提供的意義框架可能存在“失靈”或不夠完整的情形。他們需要親自參與、探究與創造，從多元渠道獲取意義要素。就此而言，深度現代化帶來的高流動性與高風險性，一方面迫使“00后”自覺地承擔尋找和創造意義的責任，另一方面為其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源與可能性，讓他們能夠在不同文化和社會實踐中進行選擇與拼貼，從而建構更具個體化色彩的意義系統。此外，“00后”在成長過程中目睹或親歷了全球經濟震蕩、新冠疫情沖擊以及各類“黑天鵝”事件。對他們而言，社會穩定與物質豐裕不再是“理所當然”，風險和“意外”倒逼他們更加積極地反思既有發展路徑，去探尋更能抵御不確定性的價值坐標。有的“00后”借由創新創業、文化創作等渠道，試圖以新的方式參與社會治理或實現自我表達。但無論選擇何種路徑，背后都體現出他們對“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何為有意義的人生”等人生命題的深度思考。

“00后”所展現出的意義系統的更新迭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社會結構轉型、數字化浪潮等多重因素交織下的長期演進過程。深度現代化意味著社會的復雜性、差異性與不確定性的不斷增大，“00后”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愈發多元。他們或以“創新者”的姿態引領科技、文化等領域的突破，或以“批判者”的態度對流行觀念發出質疑，或以“實踐者”的方式在社區、公益、創業等不同平臺上進行探索。盡管動力與阻力并存，“00后”對人生意義的求索展現出更鮮明的自主意識與創造熱情。

進取為主、焦慮滋生的心態鏡像漸成。“00后”整體呈現出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具體表現為強烈的進取精神、明確的自我實現目標和持續的社會參與意愿。這既是對傳統價值觀的繼承發揚，也是對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各方面期望的一種積極回應。同時，他們熱衷于鄉村全面振興、綠色發展、志愿服務、社會公共話題討論等，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力圖在多元化的信息環境中尋找屬于自己的立足點和影響力。這種在行動上展現出的理想主義特征，構成了“00后”積極心態的重要內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適應社會變革、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支柱。從某種意義上說，“00后”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是社會文化再生產的結果，既受益于新時代以來國家在教育、就業、創業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也反映了青年一代更高的自我期望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盡管積極心態占據主導，但近年來“00后”中消極心態的增長趨勢仍不容忽視。在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下，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與風險感有所增強，充滿夢想和激情的年輕人逐漸意識到，理想與現實之間仍存在差距。面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勞動力市場匹配難度提升、就業形勢較為嚴峻的局面，他們不得不開始反思自己的定位與發展路徑。成功在他們眼中不再是努力與回報線性對應的結果，而是多種結構性因素交織作用的產物。這種現實感知無疑使一些“00后”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面臨落差感與方向感缺失，進而催生出挫敗、失落、焦慮、甚至悲觀等負面心理。

綜合來看，“00后”在積極心態和消極心態之間呈現出一種復雜而微妙的張力。積極向上的一面使他們能夠在面對重重困難時依然保持樂觀和奮斗的信念，而消極情緒的滋生則揭示了他們在面對現實壓力時內心的不安和脆弱。積極向上的角色意識和挺膺擔當的責任感依舊是主導力量，但就業市場壓力、個體前途不確定性、生活成本上升等問題對他們的積極心態構成挑戰，個體層面的消極情緒成為一個快速擴展的次生心理現象。“00后”的心態表征或許正是現代社會快速變遷中極具代表性的縮影。

內向敞開、外向收攏的圈層社交興起。“00后”的社交模式呈現出高度圈層化與“內外有別”的特點：在熟悉、信任的“小圈子”內，他們能展現出開放、親密和豐富的情感交流；而在面向更廣闊的社群或陌生環境時，則表現出審慎甚至防御的態度。“小圈子”內部的連接往往依托于共同的興趣、經歷或價值認同，如同溫暖而牢固的“避風港”，讓成員得以在高壓力的外部世界之外暫時休整。

在日益復雜與匿名化的現代社會中，人們為了尋求安全感與歸屬感，傾向于在更小的群體范圍內建立緊密的互動關系，從而區隔出“我們vs.他們”的身份邊界。數字平臺的普及為“圈層化”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撐。通過興趣小組、社交媒體私密賬號、粉絲社群等形式，“00后”能夠依托特定話題、次文化標簽或精神偶像迅速聚集，甚至形成細分的“子圈層”與“圈中圈”。在這些私密或半私密的空間里，群體成員往往以更自然、更放松的方式交流彼此的想法、情感或創造作品，而不必擔心被外界審視或評判。這種密閉性與高黏性雖能強化群體認同和凝聚力，卻也可能讓他們在面對與自己意見不同或生活經驗迥異的人時更傾向于回避溝通，進一步加劇了不同青年群體的隔膜與誤解。

與此同時，圈層文化也以亞文化的形態展現，如二次元、飯圈、游戲公會、文藝沙龍等，“00后”可以在一個或多個興趣領域中切換角色、交換資源、建立網絡聲譽。部分青年對“同溫層”以外的信息不甚關注或抱有排斥，這種“對內開放、對外封閉”的特質，一定程度上反映出“00后”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或價值沖突的顧慮。此外，社交媒體上日益突出的“標簽化”與“粉絲文化”，也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部分青年對群體身份的強烈依賴和對圈外者的防御心理。

“00后”的圈層社交既可以看作是對當下競爭性與不安全感的某種回應，也反映了數字時代人際交往模式的再造：他們渴望在“小圈子”里獲得最大程度的理解與情感支持，卻也往往因圈層劃分而減少與他者的互動機會。對于“00后”而言，小眾圈層不僅是社交方式上的自主選擇，更是自我身份和價值宣示的一種渠道。

“00后”價值觀形成的影響因素

“00后”價值觀的形成受多重變量影響，既有來自宏觀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與轉型，也有來自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外來思想觀念的沖擊與啟示，同時還包括在數字媒介與信息社會背景下所產生的新的認知模式與社會心理。

高度競爭環境既帶來動力也帶來壓力。“00后”所處的社會情境呈現出高度競爭化的特征。這種競爭不僅滲透于教育體系和勞動力市場，也貫穿于社會的各個方面。在這種環境中，原本相對平穩的分層模式變得更加流動，只要具備足夠的學習能力和對社會需求的敏銳洞察，個體就有機會通過學業進階或技能培養以實現“彎道超車”。這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青年的奮斗熱情，使他們更加積極地爭取機會，形成持續的自我提升動力。

然而，當這種競爭在社會結構層面缺少完善的制度保障或合理的分流渠道時，可能會加劇個體的壓力，造成群體性焦慮。近年來，“內卷”逐漸成為青年口中的高頻詞，對于“00后”而言，“內卷”不僅意味著他們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在學業、實習、競賽、技能證書等方面，還要在社交、娛樂、交友、健康管理等日常生活層面承擔額外的“隱形競爭”。隨著社交媒體與網絡平臺的普及，“00后”身處“聚光燈”之下——同齡人的成績單、比賽結果、職業機會乃至社交生活的“高光時刻”，都通過網絡被放大并即時呈現。當個人看到他人的“成功模板”后，進一步強化了“內卷”的競爭氛圍。

高度競爭的環境會導致兩種負向情緒后果：一方面是“被迫努力”的疲憊感。當個人發現對未來競爭環境的付出并不能獲得與之匹配的回報時，焦慮、自我懷疑乃至抑郁便會出現。另一方面，個體的奮斗動機也可能發生轉向，即從最初的積極進取逐漸演變為消極應對。筆者課題組調研顯示，一些“00后”將考取多種證書、參與大量社團活動和實習項目視為“不得不完成的任務”，而非自發的興趣或價值追求。久而久之，負向情緒不僅會侵蝕青年群體的學習效率和生活品質，也會削弱他們自我成長的內驅力。

動力與壓力并非簡單的對立面，而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相互轉化、相互依存的。當“00后”在多重競爭情境中無法獲得自我價值的肯定，其應對策略可能趨于非理性，例如在社交媒體上無休止地“刷屏”、在網絡游戲里逃避現實，或陷入“攀比—糾結”的循環。這不僅加劇了“內卷化”，也使“00后”的社會化進程更多地被焦慮與迷茫裹挾——當壓力失去正向引導，便會吞噬動力。這就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元的成才路徑和心理支持機制，在平等、開放與友善的互動環境中促使“00后”形成對自我發展的正向認知。

新經濟形態對傳統奮斗敘事的沖擊與再造。改革開放40多年來，個人勤奮普遍被視為成功的必備條件。這種“努力就有回報”“拼搏就能成功”的奮斗敘事，作為一股強大的精神動力，曾是無數青年的人生信條。“80后”“90后”所經歷的“高考—就業—成家”三部曲，使個人的奮斗軌跡有較為清晰的“樣板”可參照。但對于“00后”而言，傳統意義上的成長路徑已不再是普遍適用的“標準答案”，而更像是一道充滿變量與不確定性的開放命題。

近十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模式逐漸由傳統的制造業和投資驅動向數字化、智能化和服務化轉型。與數字經濟相伴而生的是各式各樣的靈活就業形態，包括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等。這些工作形式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職業發展路徑，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了個人與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與此同時，大量的創新創業機會也在新興產業領域涌現，尤其是借助風險投資、眾創空間、孵化器等新型創業扶持機制，個體可以在較短周期內獲得“快速試錯”的機會，吸引了大量希望通過創業實現人生價值的年輕人。

新經濟形態不僅打破了原有的行業壟斷與資源配置格局，也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引發了職場晉升邏輯和社會分層模式的新變動。這些改變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考量，可視作“風險社會”的再現，傳統的組織依附式成長模式正在讓位于多元化的“自我實現”與“興趣導向”。新經濟增長模式不僅重塑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也為青年奮斗與社會流動提供了更加豐富多樣的路徑。這既是對既有奮斗敘事的沖擊，更是對其再造與重構的過程。新的奮斗路徑并非完全背離過去，而是在傳統向上流動邏輯與數字化時代機遇的交織中孕育而生。雖然新經濟形態極大激發了青年的創新熱情，但我們也要對“風險社會”的外部性給予更多關注，努力建立對不同奮斗路徑的尊重與認同，完善靈活就業與自主創業的保障體系，為青年多元化奮斗路徑提供更為安全的保護網。

外來思想觀念迎合個體“獨異性”的需求。“00后”成長于信息極其豐沛且多樣化的時代，加之經濟全球化與數字媒介的深度滲透，使得“00后”在身份認同與自我定位方面呈現出強烈的探索沖動。他們渴望擺脫傳統刻板印象或社會桎梏，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對個人獨特體驗和多元身份的塑造之中。由于現代化進程本身就帶來對社會結構的反思和個體自覺的覺醒，一些外來思想觀念成為年輕人汲取靈感、重構自我的一塊重要“試驗田”。個體“獨異性”指的是對自我身份、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個性化追求，其核心在于個體強調與他人之間的差異化，乃至于對自我潛能與獨立性的極度珍視。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自我”在不同情境中的能動性與差異性，轉向用個體的興趣愛好、生活方式、審美偏好等指標來定義自身。

但需要警惕的是，外來思想觀念的核心內容起源于西方社會，若對其背景與特定語境缺乏足夠了解，片面接受其倡導的所謂“獨異性”，可能忽視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集體主義、社會整體利益方面的強調，從而導致價值取向沖突。當不同群體過于強調各自特殊性時，容易形成“認同政治”，使青年在身份認同上過分聚焦群體差異而忽略共同利益，進而加劇群體間的對立和分裂，削弱跨群體合作和社會整合的基礎。

碎片化知識與多重信息場域的交互共生。與過去相對線性、系統化的知識傳遞不同，當今的信息傳播呈現出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和高速流動的特點。話語的生產與傳播不僅決定信息的內容，也塑造了個體理解世界的方式。“00后”在網絡世界中會面臨信息大爆炸與算法推薦所帶來的信息繭房，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的價值選擇、社會判斷與認知結構。

碎片化知識既為“00后”打開了廣闊的信息場域，也產生一些深層隱憂。其一，零散、淺層的知識獲取模式降低了系統思考和深度學習的可能性。理論被“拆解”、邏輯被“簡化”、知識被“速食”，一些青年在面對快速迭代的信息時，很難沉下心來進行學理性的分析與批判，一旦缺乏足夠的背景知識或理論框架，便容易被情緒化言論或偏頗觀點所裹挾。其二，社交媒體的“回聲室效應”與“算法推薦”加劇了不同群體之間的觀點對立與價值沖突。一些青年在高度同質化的信息環境中進行社交和討論時，可能失去與異質思維對話的機會，從而強化狹隘的群體認同，削弱社會共識的形成。其三，去中心化的算法將社會的差異一覽無遺，直播和短視頻直觀呈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部分青年的心態從最初的好奇探索，逐漸轉變為焦慮和壓力。

當然，碎片化知識并不必然等同于淺薄或無序，也可能為青年群體帶來更多創新與跨學科思維的契機。通過在不同信息源之間進行拼接和重構，“00后”有機會結合個人興趣與社會現實需求，形成更富創意的知識體系。在多線并行的閱讀與思考過程中，他們得以在各類興趣或學科中汲取靈感，通過跨領域“拼接”和“再造”催生出新的創意或行動方案。在這個意義上，碎片化知識既為“00后”帶來潛在的困惑，也為他們在多元社會中拓展思維邊界、培養復合型素養提供了契機。比如，隨著網絡教育和開放資源的興起，一些年輕人借助在線學習平臺、自主學習社區等新形式進行深度學習，實現對傳統課堂知識的補充或超越。

通過對碎片化知識與多重信息場域的多角度審視，可以發現它既是一種時代特征，也可能成為催生青年自我覺醒和創新思維的重要契機。核心問題并不在于信息的碎片化本身，而在于社會能否為青年一代提供理性對話與多元思考的平臺。

有效引導“00后”樹立正確價值觀

做好當代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應將工作態度、情感關懷、理論研究和心理支持相結合，在全面洞悉青年群體特質的基礎上構建針對性強、可行性高的思想政治工作體系。只有當教育方式適應了新時代青年特點，才能有效引導“00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源源不斷的青春動力。

下沉青年生活學習場景。一是深度融入青年日常社群。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局限于課堂，應主動“下沉”到青年最真實的生活與學習場景之中。通過參與各類興趣小組和文化活動，與青年建立更緊密的信任關系，直面他們對現實的疑惑與焦慮。可參考社會學的“參與式觀察”法，更好地了解青年在真實環境中的思想動態與行為模式，為下一步有針對性引導奠定可靠的事實基礎。二是靈活運用新媒體平臺。“00后”是“數字原住民”，他們對虛擬空間的使用頻率和依賴度遠超以往。應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直播平臺等新媒體手段，主動與青年進行對話和互動。借鑒“網絡社會學”視角，在線上空間打造富有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內容，引導青年正確辨析網絡信息、積極參與富有社會責任感的討論。同時，通過“線上+線下”的模式，形成教育合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滲透率與實效性。三是引導青年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個體對于社會價值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來自其在公共領域的社會互動。應鼓勵青年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志愿服務和公益項目，使他們在與社會現實的直接接觸中體會集體主義精神、強化社會責任感。

“以情感人”更要“以理服人”。一是要注重“以情感人”。情感與價值觀總是緊密關聯的，青年群體往往因外部環境的快速變遷而產生強烈的情感波動。可以通過傾聽、陪伴、心理疏導等方式，關懷青年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情感困惑與現實問題。這種情感支持不僅有助于提升青年的幸福感與安全感，也是進一步開展理性引導的前提。二是要發揮思想的魅力。應善用邏輯的力量，通過系統化、循證化的論證方式，幫助青年甄別謬誤、厘清觀點，引導青年理性平和地看待當前中國面臨的挑戰，堅定發展信心。三是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在中學、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重要概念進行學理化闡釋，幫助青年建立理性、客觀、全面的認知，在多元文化中保持頭腦清醒。只有兼顧理性與感性，才能真正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說服力與內化力。

構建群體對話與自主話語生產機制。一是構建以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學術界為主要參與者的跨界對話平臺，定期組織研討交流活動，打破群體間的信息壁壘，促進不同群體在利益協調上的溝通與共識。這不僅有助于化解因群體特殊性而產生的對立情緒，也能在實踐中培育一種跨文化、跨身份的公共話語和共同體意識。二是在政府官方網站或政務新媒體平臺設立政策信息專欄，并配合權威、簡明的政策解讀與數據可視化工具，幫助不同領域的青年理解復雜的政策背景和實施細節，減少因信息不對稱或表達方式差異而造成的誤解。同時，堅持主流媒體與官方渠道在網絡中的正面發聲，通過講好中國故事，宣介我國在性別平等、民族團結等方面的成就，如婦女社會地位顯著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等，用事實回擊境外勢力的不實指控。三是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議由知名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共同組建團隊，通過學術研究、媒體傳播和公共政策討論，構建一套兼容全球視野與學理表達，體現中國式現代化本質，反映新時代多元、公平和包容價值的話語體系。在國際學術界與青年交流層面，積極參與對全球性議題（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減貧等）的討論，發出中國聲音、提供中國方案。

加強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一是構建完善的心理咨詢與疏導機制。學校和有關機構應完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從早期預防、常規輔導到危機干預，形成一套全覆蓋、可持續的心理支持網絡。可以借鑒臨床心理學的相關理論，通過心理測評、心理課程、個體與團體輔導等多種渠道幫助青年及時排解壓力，預防心理問題。同時，應在校內營造和諧寬松的心理氛圍，讓青年敢于尋求專業幫助。二是倡導積極心理學理念，增強青年自我調適能力。積極心理學強調對個體優勢與潛能的發掘，主張通過積極情緒和正向行為來增強個體的心理彈性。在青年群體中推廣積極心理學理念，能夠幫助他們正向應對內卷化帶來的焦慮，增強對不確定性的承受力。同時，還可以結合朋輩互助、興趣小組等形式，助力青年在互動與分享中重建自我效能感與歸屬感。通過“同伴效應”，獲得內部支持、共情與良性競爭，激發潛能并抵御悲觀情緒的侵擾，形成更為健康的心態與價值取向。三是重啟心理咨詢師職業資格認證。2017年9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心理咨詢師移出《國家職業資格目錄》，宣布心理咨詢師資格證考試認定取消，已獲證者仍有效。目前，心理學學歷教育所提供的專業人員已無法滿足社會需求的巨大缺口，建議盡快重啟心理咨詢師資格認證，以有效彌補工作力量的不足。

（作者為中央團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校長、二級教授、博導，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專家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深圳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后張憲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特別委托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當代社會思潮與青年學生價值觀變遷研究”（項目編號：2024MYB00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論黨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

②[德]烏爾里希·貝克著，張文杰、何博聞譯：《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北京：譯林出版社，2022年。

③[法]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媛媛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