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涌現和行動升級，加之新冠疫情、地緣政治沖突等突發因素以及東南亞國家引資優惠政策的影響，使得跨國公司在華發展呈現諸多新變化。在華跨國公司的國別來源日益多元化，且投資結構和區域布局持續優化。針對這些新變化，我國應未雨綢繆，主動作為，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深化產業協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升經營效率及深化多邊經濟合作，以不斷增強跨國公司在華發展的可持續性和韌性。

【關鍵詞】跨國公司  投資結構  區域布局  多邊合作    

【中圖分類號】F74；F276.7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涌現和行動升級，一些西方國家以“貿易公平”等幌子謀求全面推行“去風險”，加速跨境產業回流和供應鏈重組，促使跨國公司高度關注供應鏈安全性，加之新冠疫情、地緣政治沖突等突發因素以及東南亞國家引資優惠政策的影響，使得我國吸引跨國企業來華投資面臨多重壓力。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依靠廉價要素資源吸引外資的傳統成本優勢逐漸減弱，促使成本高度敏感的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尋求轉向其他地區。同時，我國科技實力的持續增強，依靠自身科學技術持續打造產業鏈、延伸價值鏈，不斷降低對外商投資的依賴，加速了低效率或較低技術密集型跨國公司外遷。跨國公司作為銜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載體，在暢通我國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面對當前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內外部形勢，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扎實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著力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必須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優質外資，從而更好發揮外資企業“外引內聯”的獨特優勢，最大限度挖掘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的潛力，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因此，本文系統考察跨國公司在華發展的新變化，提出推動跨國公司在華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促進策略。

全球價值鏈重構中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調整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規模位居歷史高位但呈現波動態勢。目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對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影響仍在持續，世界范圍跨國直接投資仍處于低迷狀態。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公布的數據，2020年，受新冠疫情期間各國采取的“封鎖”措施影響，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量急劇下降43.8%。2021年，隨著各國政府積極出臺相關刺激政策，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在基建項目需求強勁的引領下強勁反彈，同比增長54.7%，但仍低于2020年前的水平（見圖1）。2022年，在全球債務上升、通脹走勢不明朗以及地緣政治沖突的影響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量1.3萬億美元，同比下降11.3%，未能延續2021年的強勁增長勢頭；外商直接投資存量44.2萬億美元，較2021年度下滑6.0%。2023年，受地緣局勢緊張、金融市場動蕩、高利率和投資審查趨嚴等因素的影響，全球范圍跨國直接投資仍趨于疲軟萎靡。

隨著全球投資活動萎靡不振以及引資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疊加全球貿易環境變化和宏觀經濟結構性調整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變動與全球走勢基本一致，跨國公司對華投資規模出現明顯波動。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3—2022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增長幅度高達205.2%，除2009年、2012年、2016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有所縮減外，其余年份均保持穩定增長，尤其是2020—2022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規模逆勢提升，連續三年刷新歷史記錄。2023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632.5億美元，同比下降13.66%，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在連續六年正增長基礎上首次出現下滑，但是流入規模僅次于2021年和2022年；我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3766家，同比增長39.7%，引進外資企業規模僅次于1993年和2018年（見圖2）。以上數據反映出全球正處于跨國直接投資持續萎縮、各經濟體利用外資不斷減少的階段，但跨國公司依舊看好中國市場發展機遇，持續加碼對華投資，我國吸引跨國企業來華投資規模仍處歷史高位。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結構持續優化。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持續放寬服務消費領域市場準入，引導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偏向服務行業，實際利用外資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05—2022年，我國服務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保持穩步增長態勢，所占比重從20.6%攀升至69.1%，自2011年超越制造業以來，長期占據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導地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實施各項產業政策引導制造業回流本土，加速在華投資企業外遷轉移。

跨國公司在華主要投資行業涵蓋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房地產業以及金融業等。2018—2022年，上述行業吸引外資規模持續擴大，合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占比從86.4%上升至91.12%，占據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導地位，其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吸收外資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而房地產、金融行業所占比重持續縮減（見圖3）。

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和戰略升級，跨國公司不再滿足于僅在我國進行簡單的加工生產，而是更加關注在我國研發、設計、品牌建設等高附加值環節的投資和布局，充分彰顯其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態勢及創新能力的認可。《中國外資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8—2022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吸收外商投資規模持續擴大，年均增速高達22.6%，占全部行業實際使用外商投資比重上升至36.1%。眾多跨國公司紛紛選擇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引入最前沿的技術、工藝和高端產品，并與我國本土企業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比如，2023年，博世集團宣布在蘇州設立新能源汽車核心部件及自動駕駛研發制造基地，助力其更好地整合全球資源，加速新能源汽車和自動駕駛技術的研發與應用；2025年，特斯拉上海儲能超級工廠正式投產，成為特斯拉在美國本土以外的首個儲能超級工廠項目；同時，隨著我國新能源汽車全球領先地位的確立和提升，博世集團通過與中國本土企業的緊密合作，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滿足我國市場的多樣化需求，實現本土化生產和服務，進一步提升其在我國市場的競爭力。

跨國公司在華區域布局發生重塑。跨國公司在華區域布局呈現變動態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依托沿海率先發展，憑借自身堅實的經濟基礎、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優越的區位條件以及豐富的資源要素稟賦等方面的優勢，受到眾多跨國公司的青睞。2015—2022年，東部地區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與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金額所占比重維持在85%左右，表明跨國公司將東部視為來華投資的重要地區。其中，江蘇、廣東、山東和浙江四個省份一直是跨國公司的主要聚集地，其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熟的產業基礎、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吸引了大量的跨國公司投資設廠。隨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中西部地區在人口、勞動力和市場規模等方面的比較優勢逐步凸顯，為跨國企業培育了投資興業的沃土，成為跨國公司的新選擇。2015—2022年，中西部地區吸引跨國企業投資呈現迅猛發展態勢，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和實際利用外商投資規模明顯擴大，提升幅度高達43.9%和105.0%，高于同期東部地區增長水平，表明跨國公司正逐步將投資視野轉向中西部地區，以尋求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成本競爭優勢（見圖4）。比如，2023年，四川省的外商直接投資額顯著增長，達到了245.2億元，同比增長6.5%，領跑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區；同時，湖北的實際使用外資也實現了跨越式增長，總額達到190.43億元，增幅高達11.39%，規模躍居中部地區第一。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區的高技術制造業也展現出了蓬勃的發展活力。以安徽省為例，2023年該省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占比躍升至40.3%，新設立的外資企業如大眾科技等數量高達526家，同比增長21.2%。不僅凸顯了中西部地區在高新技術領域的巨大潛力和實力，更為跨國公司在華尋求投資與合作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跨國公司在華經營績效呈現波動態勢。近年來，強勢的美元貨幣政策等因素削弱海外投資盈利前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運營績效穩步提升的局面被打破，經營業績出現波動態勢。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2018—2021年，外商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增長態勢，年均增長率為5.3%，高于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速度，尤其是2020年，外商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10.6%。2022年，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1%的情況下，外商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下降4.7%，首次出現負增長。2023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0%（按可比口徑計算），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0.6%，雖較2022年度有所提升，但仍低于全國固定資產增長速度。這一數據映射出部分跨國公司對在華投資愈發審慎。

另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降幅較為明顯。2014—2021年，規模以上外資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持續上升，增長幅度高達13.2%和43.0%。但2022年，規模以上外資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同比下降0.7%和12.3%。2023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133.4萬億元，同比增長1.1%，而規模以上外資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下降2.3%，所占比重下降至20.4%。

但同時也要看到，外資進入我國市場的門檻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中小外資企業進入我國市場。2024年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和專業技術服務業等領域，利用外資仍保持較高增速，外資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依然發揮了顯著作用。根據商務部數據，2024年，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9080家，同比增長9.9%。

跨國公司的國別來源日益多元化。據商務部統計數據，2012—2022年，對華直接投資金額總量排名前列的國家主要有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德國、荷蘭、英國等。其中，新加坡是對華直接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雖然在2015—2017年對華直接投資規模有所降低，但在2018年后對華直接投資不斷提升，投資規模遠高于其他國家；荷蘭和英國對華直接投資規模迅猛擴大，增長幅度分別高達292.9%、290.2%，年均增長率為26.63%、26.38%；韓國和德國對華直接投資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態勢，雖然在2020年投資規模有所回落，但是近年對華直接投資逐漸回升，2022年對華直接投資增幅分別為63.1%和52.7%；美國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呈現下滑態勢，降幅高達37.4%和14.8%，而2020年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增長較為明顯；法國對華直接投資變動幅度相對較小，在2015年對華直接投資規模達到頂峰后逐步回落，2020年以來對華投資又呈現小幅增長態勢（見圖5）。

跨國公司在華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促進策略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提升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吸引力。應致力于推動投資便利化，為跨國公司營造更加友好的營商環境。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體系，為跨國公司提供清晰、穩定的法律框架。通過修訂和完善與外商投資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外資企業的市場準入條件、經營規則和退出機制，放寬市場準入限制，持續優化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保障跨國公司的合法權益。同時，應加大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力度，推進公正監管，優化執法方式。通過提高執法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企業合規成本。加強監管協調機制建設，形成跨部門、跨地區的監管合力，確保市場秩序穩定，為跨國公司提供更加公正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應進一步便利國際商務人員在國際間的往來。國際商務人員是跨國公司開展業務的關鍵力量，國際商務人員的順暢流動對于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活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應持續開展簽證互惠政策，用好用足中外人員往來快捷通道，為國際商務人員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入境服務。同時，應加強與主要貿易伙伴簽證互免或簡化簽證手續的合作，為國際商務人員提供更加便利的出入境條件。此外，還需注重提升公共服務水平，通過加強政府部門的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通過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系，為跨國公司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支持；通過加強與行業協會等組織的合作，共同推動投資便利化工作的開展，為跨國公司提供更加精準、有效的政策支持和服務保障，營造更加友好、高效的營商環境。

深化產業協同，提升跨國公司投資效率。推動服務業與高技術產業的協同發展，是提高跨國公司在華發展質量與效率的關鍵所在。首先，應加大對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通過財政激勵、稅收優惠和專項資金等政策工具，鼓勵跨國公司加大對華高技術服務業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投資力度。其次，應加強針對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數字基礎設施和創新平臺的建設。通過構建一流的信息通信網絡和數據中心，提升服務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推動高技術產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這不僅可以降低跨國公司在華運營的成本，還能提高其運營效率，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同時，應投入資源建立更加開放的創新平臺，為跨國公司和本土企業提供合作和交流的空間，促進技術轉移和資源共享，加速創新成果的產業化進程。再次，應重視人才培養和引進，建設一支適應高端行業需求的高素質人才隊伍。通過制定靈活的人才引進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來華工作創業；加強國內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提升本土人才的專業技能和創新能力。最后，應注重提升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市場化經營能力。通過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減少行政干預，使跨國公司可以根據市場需求調整其經營策略，提高在華業務的靈活性和適應性。特別是在高端行業領域，通過推動市場導向的創新和技術應用，提升跨國公司的競爭力和投資效率。

深化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優化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布局。當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布局的區域不均衡現象較為突出，應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優化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布局。首先，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構建適合中西部地區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做大做強實體經濟，統籌推進中西部地區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積極培育和壯大新興產業、前瞻性地謀劃布局未來產業，發揮中西部地區優勢，使中西部地區更好融入服務新發展格局。其次，強化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投資吸引力。通過加大對交通、物流、能源和通信等領域的投入力度，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特別是要構建高效的交通網絡和現代化物流系統，降低跨國公司在中西部地區的運營成本，從而增強其投資意愿。再次，實施差異化的區域政策，鼓勵跨國公司向中西部地區擴展。可以利用稅收減免、土地優惠和財政補貼等政策工具，吸引跨國公司在中西部地區設立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同時，通過設立專項基金，支持中西部地區的重點產業和創新項目，促進要素高效自由便捷流動，推動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鼓勵東部地區的跨國公司在中西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開展生產和研發活動，實現資源共享和互利共贏。最后，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政策引導，推動高新技術產業、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現代服務業的集群發展，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吸引更多跨國公司投資中西部地區。

提升跨國公司經營效率，促進對華投資可持續發展。盡管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收益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其經營績效出現了下滑趨勢，這反映出跨國公司在華運營面臨新的挑戰。必須采取積極主動措施，不斷提升跨國公司在華經營效率，實現跨國公司與中國經濟的共同繁榮。首先，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鼓勵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建立緊密的產業鏈合作關系，強化供應鏈的韌性和穩定性。在高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領域，應建立創新聯盟和產業集群，促進技術交流和資源共享，從而提高跨國公司在華生產和運營的效率和創新能力。其次，加大對跨國公司技術研發的支持力度，推動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和創新基地，引進和培育高端人才，開展前沿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同時，通過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的應用，優化生產流程和服務模式，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市場響應速度。再次，采取財政激勵措施，實施有競爭力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其加大在華投資和擴展業務的廣度和力度，持續支持跨國公司在高技術產業和綠色經濟領域的投資，推動其業務拓展和結構優化。鼓勵跨國公司提高本地化采購和本地化生產的比例，增強其與本地經濟的融合度和共生發展。最后，不斷提升市場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提供長期、穩定的政策環境，減少政策變動對企業經營的影響。通過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增強跨國公司對我國市場的信心。同時，加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建立常態化的企業問題解決機制，及時回應和解決跨國公司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

深化多邊經濟合作，優化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結構。面對投資國別來源的新變化，應充分利用共建“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對所有簽署國全面生效，以及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的契機，深化多邊經濟合作，繼續提升對華投資國別來源的多元化水平。首先，應堅定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走深走實，深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合作。通過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吸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其次，作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覆蓋了中國主要的經濟伙伴。應抓住RCEP對所有簽署國全面生效的新契機，通過降低關稅、簡化通關程序、加強服務貿易和投資保護等舉措，進一步擴大與東盟及其他成員國的經貿合作，吸引更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同時，應積極推動申請加入CPTPP和DEPA，以進一步融入全球高標準經濟圈。CPTPP和DEPA代表了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的高標準和新規則，加入這些協定將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經貿合作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特別是DEPA在數字經濟領域的規則制定，將為我國吸引更多高技術和數字經濟領域的跨國公司投資提供有力支持，推動我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最后，應注重與主要投資來源國的雙邊合作。通過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和稅收協定，為這些國家的跨國公司提供更加穩定和有利的投資環境，增強其對華投資的信心。對于一些對華投資出現下滑的國家，應積極展開對話和交流，積極解決雙邊經貿關系中的問題，促進經貿關系的穩定和發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在華的長遠發展，為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

（作者為遼寧大學金融與貿易學院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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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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