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韜，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院長，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周瑞春，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互聯網發展研究院
隨著數字社會的深入發展，全球數字治理面臨著權利不平等、規則不健全和秩序不合理等諸多挑戰。從本質上看，這些問題是全球數字參與權、發展權、獲益權和治理權的不均衡、不協調、不平等造成的。面對數字化給全球治理帶來的新問題、新挑戰，原有的概念和范式呈現出一定的解釋力不足的問題。新的問題需要新的分析視角和理論解釋框架，而“數字平權”則為解釋這些新問題和新挑戰提供了可能。
全球數字治理中的不平等及其治理
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尤其是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加速迭代和跨界融合，數字技術已經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人類文明進入到數字社會新階段。技術樂觀主義者對數字社會寄予厚望，認為以網絡媒介為代表的去中心化、多元化傳播，將使個體言論更加平等自由，推動民主化進程，最終形成人人平等的“數字理想國”，這一理想國被認為將比各國政府“此前所創造的世界更加人道和公正”。然而，數字技術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提升民眾福祉的同時，也逐漸顯露出雙刃劍效應，尤其是它帶來了全球范圍的權力轉移與重塑，引發數字鴻溝加劇、數字發展能力差距拉大、數字規則不平等、數字秩序不均衡等諸多全球數字治理問題與挑戰。
一方面，從全球數字交往來看，由于數字技術發展和應用不均衡，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網絡主權、數字安全，數字治理規則制度等方面的博弈與對抗始終存在。美國憑借其數字技術的先發優勢，成為全球唯一的數字超級大國，并通過數字技術的加速裂變，在各個領域使用其全球數字強權。西方國家對全球互聯網基礎資源配置的壟斷，使得數字技術欠發達國家的網絡主權、安全和利益受到侵蝕，失去平等參與、發展與治理的機會。數字技術欠發達國家在數字經濟貿易、數字安全防護、數字治理參與等方面的話語權嚴重不足，一些國家和地區甚至淪為“數字附庸國”。與此同時，以非政府國際組織、特定網絡組織、跨國超級平臺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日益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使得公共權力從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逐漸擴散。全球層面數字資源不均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問題加劇，不同國家主體在數字參與權、發展權、治理權上的數字權利與數字權力的不平等現象突顯。
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平臺企業吸引越來越多的海量用戶，數字社會權力逐漸向平臺轉移。比如，擁有30億用戶的臉書母公司“元”就被曝光通過操控網絡搜索展示信息和推薦有政治傾向的信息來操控美國總統大選，其算法推薦被指放大了民族地區仇恨，各國錯誤信息和政治動蕩，并由此加劇了種族暴力，傷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加大了社會分裂。不同個體、群體與組織之間的數字權力轉移與數字權利不平等問題也日益顯現。在個體層面，由于對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源占有的差異，逐漸形成新的“數字富人”與“數字窮人”數字財富差距日益增大。截至2024年4月底，微軟、蘋果、英偉達、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亞馬遜、“元”和特斯拉等互聯網巨頭企業總價值已經接近14萬億美元，相關企業高管的年薪甚至也高達數千萬美元。在群體層面，數字欠發達地區人群、老年群體等由于數字技能不足，逐漸在數字社會成為弱勢群體。比如，各類新聞報道中頻繁出現老年人因不會使用數字產品而面臨出行困難的報道。上述群際數字鴻溝尚未很好解決，而由于父輩之間的數字鴻溝，給下一代帶來的代際鴻溝已經愈發突顯。據《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國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83.3%，而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66.5%，城鄉之間依然存在較大差距。這樣的差距也進一步擴大了群際、代際之間的數字不平等。
在組織層面，平臺型企業尤其是跨國互聯網企業作為新興組織，擁有海量用戶、掌握網絡流量資源和媒介議程設置權力，在社會治理，公共服務乃至國際交往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逐漸形成一種超越于國家、政府、個人等主體之上的新型權力，造成多元主體之間的數字不平等。此外，近年來，國外擁有超強智能算法的平臺型企業，利用技術不對等、信息不對稱參與國家政治，甚至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應用普及，使得智能機器人成為數字社會建構的“非人類行動者”。AI技術的迭代更新，使得數字鴻溝進入到“AI溝”時代，“人一機”互動下的權責關系成為數字不平等需要關注的新領域。
面對紛繁復雜的全球數字社會問題，國內外學界提出了一系列主張。阿爾文·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中首次提及“信息溝壑”“電子鴻溝”等相關概念，認為對信息資源的占有成為“控制權力轉移”的關鍵，此后圍繞“數字鴻溝”的探討日益深入。曼紐爾·卡斯特在談及數字鴻溝時指出，盡管當今世界互聯網接入上的技術不平等似乎在減少，但基于數字技術利用的“知識鴻溝”卻在增加，即人們在“如何將信息轉換成知識，將知識轉換成行動的能力”上的差距在不斷增加。凡·迪克更認為，數字不平等已經影響到社會網絡中權力和地位的不平等乃至造成公民參與機會的不公平。邱林川等人通過實地調查研究指出，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對信息資源占有之間的差異日益擴大，這種數字不平等直接導致了社會階層的分化。此外，現有文獻還對各個領域數字不平等進行了分類研究，集中在數字教育公平、數字民主參與、數字民生普惠等方面。總體來看，既有的理論范式和概念框架解釋力不足，新的挑戰需要新的分析視角，新的問題呼喚新的解決方案。
從“數字平等”到“數字平權”
目前國內外學界對于“數字鴻溝”“數字不平等”等主題的探討，雖然涉及數字權利與數字權力相關問題研究，但這些概念的包容性，解釋力對于當下紛繁復雜的數字社會問題已顯不足，學界尚未形成一個聚焦數字“平等”，能夠兼顧“權利”與“權力”兩個向度上的平等價值追求與社會行動取向。本文在認真梳理相關文獻研究基礎上，提出“數字平權”概念，試圖對數字社會平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 “數字平權”的概念
所謂“數字平權”，是指在數字化生存與交往中，不同主體在參與數字社會共同體建構中所應享有的平等權利和平等權力，包括價值理念與社會行動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數字技術利用、數字資源共享、數字紅利普惠的權利訴求；另一方面是對數字發展規劃、數字資源分配、數字規則制定的權力博弈。“數字平權”一詞是人們在數字時代呼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數字生活方式的語詞符號。語詞作為一種符號系統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兩個部分組成，“能指”指語詞的詞形或詞音，“所指”指語詞所表示的對象或意義。從能指來看，“數字平權”是“數字”與“平權”兩個詞的組合，作為中文表述中的偏正結構，前者用來修飾和約束后者，特指限制在“數字”社會中的“平權”;從所指來看，“數字”是生成場域，“平權”是存在本質，表明是在數字社會建構的、有別于一般平等訴求的特殊樣態。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數字”既指代數字技術，也指代數字資源;既是將數字作為一種技術工具開展平權行動，也是將數字視為一類資源作為被平權的對象。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極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觀念上的權利來滿足，絕大部分卻要靠物質的手段來實現”，平權除了精神上的平權理念、政治法律上的平權條文還必須有物質實踐上的平權手段、平權行動，平權理應具備“理念一行動”的雙重面相。在實際平權行動中，人們不再滿足于被動享有政治法律上平等的客體地位，享有價值觀念上被動“權利”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而是更注重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社會資源分配的主體地位，訴諸社會行動主動“權力”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換言之，“平權”概念具有“權利”與“權力”的雙重屬性，分別對應“理念”和“行動”這兩個面相，既追求平等理想，也重視實現平等的物質手段、實踐載體和現實媒介。因此，所謂“數字平權”，是指在數字化生存與交往中，不同主體在參與數字社會建構中所應有的平等權利和平等權力。
在本質上，“數字平權"既是一種對平權理念的社會價值追求，也是一種訴諸平權行為的社會實踐，是數字社會共同體成員開展自我身份認同建構的過程。這一過程呈現出“權利”與“權力”兩個基本向度，即“作為權利的平權”和“作為權力的平權”：一方面是受到作為“他者”的其他共同體成員承認的消極認同，表現為“權利”認同向度，包括數字環境接入、數字技術利用、數字紅利普惠等方面的權利訴求；另一方面是自我意識主導下的積極認同，表現為“權力”認同向度，包括數字資源分配、數字規則制定、數字話語表達等方面的權力博弈。
(二)數字平權的基本要素
數字平權具有“理念一行動”的雙重面相，對其基本要素的探究可以從這兩個層面進行分析。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價值理念，數字平權需要人們樹立平權意識、形成平權目標并達成平權共識。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行動，數字平權需要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開展基于平權共識的認同性互動。不難看出，數字平權的雙重面相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應該如何樹立平權意識，達成平權共識，開展平權行動？理念是行動的方向而行動則是理念的歸宿。如果沒有平權意識的覺醒和價值訴求伸張，平權行動也就無從發起；而如果沒有平權行動的開展，客觀不平等和主觀不平等也無法得到有效彌合。
韋伯在考察經濟社會發展時指出，社會行動是“以他人過去、當前或預期未來的表現為取向”的行動，只有在個體行動考慮到他人的需求、針對他人的表現且指向有意義的互動層面時才可以稱之為社會行動。吉登斯也指出，社會行動指向“事件世界”，是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力量、具有結構二重性的能動行為，這種“事件世界"包括“行動者本身、情境的社會和物理特性、他人的行動即能動的對象等"。也就是說，社會行動至少包含著“誰去行動”“在哪里行動”“具有意義的能動性互動"三個部分。由此觀照數字平權概念，基于對數字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平等原則的認同，數字平權應該包括行動主體、行動場域、認同性互動三個基本要素(見圖1)。
圖1 數字平權的基本要素
數字平權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和社會行動，是行動主體在不同的場域中開展認同性互動的過程，其目標是構建平等互惠的數字社會共同體。顯然，在這三個基本要素中，行動主體是核心要素，是否存在平等權受損的主體，決定著平權行動的發起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行動場域限定了平權行動的實踐范疇，并對平權行動的過程進行規范和限定；認同性互動關系著平權行動的成敗，關系到能否達成各方一致的平權共識和平權結果。
首先是行動主體要素。在數字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公民等多元主體在不同領域參與數字社會共同體建構，這些主體既是數字社會共同體的建構主體，也是數字平權的行動主體。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平權的主體具有多層級性，不同層級的主體在平權行動中也呈現出復雜性和交叉性的特點。簡單來說，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國家一社會”“個體一社會”這兩組傳統的社會關系始終存在，且成為數字平權的重要內容。在國家主體層面，面對國際交流合作事務，各國往往由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軟件系統水平等發展不平衡，在合作事項中的數字權益不對等，此時數字平權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國家為單元的行動主體之間；面對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事務，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不同地區政府之間、不同政府管理部門之間、不同社會組織之間、不同行業企業之間、不同社會階層群體之間，以及不同層級的各類主體之間，都會發生縱橫交錯的數字平權關系，從而引發數字平權行動。概言之，數字平權既是同一層級主體之間享受平等權益的權利對等、互惠行動，也是不同層級主體之間確定彼此權利義務、限定彼此權責邊界的權力分配與博弈行動。
其次是行動場域要素。由于數字社會的復雜性，數字平權也關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在經濟領域，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質生產力已經融入經濟發展各個方面，尤其是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通過大數據、智能算法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升生產效率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經濟發展模式，數字經濟在各國經濟體量中的比重也越來越高。與之相伴隨，數字經濟活動中的平等權問題日益突出。在政治領域，針對數字安全、數據存儲流動、數字科技創新、數字資源共享等全球數字體系建構，爭取平等的數字參與權、發展權、治理權以及獲益權已經成為各國國家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博弈也已經成為國際外交的重要內容。同樣，在文化、社會和生態領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數字社會服務體系、數字生態保護和健康發展，也都需要通過為數字弱勢與數字貧困國家、企業、社會群體提供更加公開、透明、自由、平等的機會，推進全球數字技術創新和應用的協同發展。
最后是認同性互動因素。平權本身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一種主觀感受，是主觀意識對客觀存在的反映。盧梭指出，人類社會存在著兩種不平等，一種是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種是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前者由自然決定，后者則需要經由人們的同意和認同。在盧梭看來，人類基于認同性互動締結社會契約，是人類社會共同體建構的重要形式，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把我們自身和我們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而且把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都接納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數字社會共同體建構中，基于共同體成員身份的平等，行動主體之間應秉持主體間的平等原則。當成員的平等權益遭受損害時，數字平權成為確保共同體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其合法性與正當性不言而喻；而圍繞權利與權力的認同性互動乃至共識的最終形成，則是數字平權的最終目標。
數字平權的關系維度與實踐進路
數字平權包括“數字權利”與“數字權力”兩個基本向度，兩者的存在都以數字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為前提。數字平權作為社會理想和社會行動，需要協調各方數字行動主體之間的權益關系，其實踐成果也必然要以各個主體之間的關系融洽為重要的評判標準。數字社會建構的行動者主體不局限于人類因素，也向技術性因素擴展。馬克思在考察技術對社會建構的重要性時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事實上，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數字社會，人類社會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一部人與技術的互動互構史。在此過程中，技術不再是與“人”割裂的客體，而是作為“非人類因素”參與社會建構的內生性力量。尤其是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應用，AI機器人成為與“人類行動者”并行的“非人類行動者”。
（一）數字平權的關系維度
當前，在全球數字社會建構過程中，主要存在著國家與國家、人與人、人與智能體三大關系領域。如圖2所示，三大關系領域主要存在著“國際”“群際”“人際”“代際”“超人際”的五際關系維度，分別對應著國家(地區)關系、社群組織關系、個體關系、代際關系以及人類與智能體關系。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五際關系維度并不是理論上的邏輯周延維度，而是在數字社會建構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實踐維度。
圖2 數字平權的“五際”關系維度
從國際關系維度來看，由于數字技術發展和應用不均衡，各國在數字主權、數字信息安全、數字治理規則制度等方面的博弈與對抗始終存在，數字發達國家、數字欠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不平等日益加劇。個別西方國家憑借信息技術優勢，壟斷了全球互聯網基礎資源配置、議程設置、規則制定、話語闡釋，導致公正規則供給不足，合理制度缺失，基礎資源分布與配置嚴重失衡。以根服務器為例，目前全世界共有13臺根服務器，其中1個為主根服務器，放置在美國；其余12個輔根服務器中，其中9個放置在美國，歐洲2個位于英國和瑞典，亞洲1個位于日本。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ICANN終止對伊拉克頂級域名“.iq”的申請和解析工作，所有以“.iq”為后綴的網站從互聯網蒸發。與此同時，由于全球數字技術發展不均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字發展落差進一步擴大。此外，各國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威脅和風險日益突出，并逐漸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軍事等領域傳導滲透。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面臨較大風險隱患，網絡安全防控能力薄弱，難以有效應對有組織的高強度網絡攻擊。
從群際關系維度來看，不同地區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同性別之間，因數字技術接入和使用造成的群體性數字鴻溝依然存在。據《全球發展報告》統計，城市互聯網用戶占比是農村互聯網用戶占比的兩倍多，全球移動互聯網用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少15%。與此同時，利用數字教育手段來提升自身數字可行能力的“知識溝”也在擴大，即接受數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容易成為數字社會的弱勢群體。因此，彌合群際關系維度上的數字鴻溝成為當下數字平權的重要內容。除了上述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群體之外，擁有大量用戶的互聯網平臺企業也借助排他性的數字技術優勢，不斷強化自身的數字“獨占”地位，不同平臺、網絡社群等主體間的數字不平等也呈現出新的特征。
從人際關系維度來看，數字技術已成為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因素，形成新的數字不平等。掌握優勢數字技術和優質數字資源的個體，能夠在數字經濟浪潮中迅速積累大量財富，成為“數字富人”；而數字弱勢群體則淪為“數字窮人”。數字富人群體的出現，將進一步追求更多的社會權力乃至政治權力；而日益擴大的數字貧富差異，可能引發一系列新型社會矛盾和風險。在政治層面上，數字弱勢個體缺乏網絡空間話語權，無法運用數字技術為自己發聲，也無法獲取數字公共參與的平等機會；在經濟層面上，掌握較高數字技術與資源的個體，能在就業收入、教育等多個領域占據優勢地位，而相應的弱勢個體則會面臨更加艱難的社會處境。
從代際關系維度來看，同一歷史時期不同世代人之間存在著數字不平等，也存在著因數字社會資本“代際遺傳”而導致的不平等。具體而言，由于數字素養的差異，一些老年人無法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獲取相應信息、提升數字可行能力，逐漸落后于數字新生代，成為智能社會“弱勢群體”；由于不同家庭之間的數字社會資本差異，同代人之間的智能鴻溝也會傳遞給下一代人，從而加大數字不平等的“代際遺傳”風險。此外，一些數字同輩群體社交平臺設定了準入年齡門檻，在特定數字公共事務議題中對不同輩群體實行不同的權利政策，從而造成數字參與權的不平等。實際上，當前代際平權關系的問題更多體現在推出各類數字政策時，未能針對不同代際群體的特點進行包容性適配，從而導致數字權益的不平等。
從“超人際”關系維度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使得人與智能體之間的平等問題日益突顯。當前，超人際關系維度主要表現為人類與人工智能機器人之間的“人一機”關系。尤其是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基于人機對話的互動更為頻繁，人與智能機器人的關系成為值得關注的話題，而智能機器人是否能夠具有情感意識、能否成為獨立的數字權利(權力)主體、應該具有哪些數字權利(權力)等也成為嚴肅的問題域。此外，在數字平權實踐中智能機器人涉及制造商、使用商及普通用戶三個關系對象，分別對應智能機器人的程序信息權、服務業務信息權和用戶使用信息權，這三者彼此之間沒有隸屬關系獨立并存，這也為智能機器人作為獨立的數字權益主體保留了可能空間。可以看出，在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超人際關系維度中，數字平權既有人類與其他智能主體在數字社會的平等共存權、發展權，也有對由自身數字實踐所產生數據的平等處置權，以及對數字社會共同體的平等治理權。因此，包括未來機器人在內所有可能的智能主體，都會形成新的數字平權關系。由于技術的雙刃性，數字技術對人類平權價值取向的異化、數字資本對平權行動的誘導等風險都值得引起警惕。
(二)數字平權的實踐進路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與應用的快速發展，全球人工智能博弈進入了話語權、規則制定權和治理權博弈的白熱化階段。如何進一步釋放數字平權理念的價值、開展數字平權共同體建構、實施數字平權行動，對于抵制數字霸權主義，推動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源共建共治共享，推動人類社會數字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倡導數字平權的全球數字治理理念
當前，各國博弈的焦點從數字技術發展與數字資源利用的“數字權利”，向數字治理規則制定的“數字權力"轉移，而數字治理規則的制定，最為關鍵的是規則出臺所依據的原則、目標等。因此，面向全球數字治理新形勢，需要一種能夠立足道義制高點、支持各國平等參與全球數字治理的思想武器，才能真正推進人類社會數字平等的新進程。“數字平權”理念作為一種思想武器，對于在全球數字發展的各個領域開展數字平權行動，抵制數字霸權主義，推動全球數字共同體建構等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可從道義上彰顯我國作為人工智能大國的責任擔當，而且有助于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推動各國之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平等合作與交流，共享數字發展成果。
2. 構建數字平權的數字社會共同體規則
隨著數字社會的不斷深入發展，數字平權更多呈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群際、人際、代際、超人際(人機)等關系維度，表現為平等的權利主張，權力訴求及平權行動。在數字社會共同體建構的過程中，數字平權是一項重要的原則。在國際事務上，以數字平權作為開展各項事務的最大公約數，在互助尊重數字平等的基礎上，無論各國數字發展快慢、技術強弱，其參與權、發展權、治理權都應當是平等的，在聯合國等國際社會框架內都應得到有效的制度性保障；在國內事務上，加強在群際、人際、代際、超人際(人機)等關系維度的數字平權制度體系建設，聚焦數字技術發展和數字資源利用、處置、治理等權益平等，構建成員之間互相包容和平等的數字社會共同體。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全面深入應用，從弱人工智能向強人工智能的跨越發展，人類數字社會發展也將進入到智能社會階段，可能會加劇人機安全、人機權益和人機主體性等方面的博弈風險，需要以數字平權為核心制度原則，為構建人機和諧共善的智能社會共同體保駕護航。
3.開展數字平權的社會行動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應用，尤其是各類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生產傳播與再生產推動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數字化轉型變革，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全面數字社會建構時代。為此，應該以數字平權作為數字社會行動的基本規范，在國際、國內兩個向度上加強平權制度設計，開展平權社會行動。將數字平權作為不同主體數字行動的基本規范，反對數字霸權主義，以數字發展道路和管理模式的獨立，來維護國家數字安全和數字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并從各個關系維度入手，積極開展數字援助、數字扶貧、數字教育、數字培訓，彌合群際、人際、代際和超人際(人機)之間的數字鴻溝，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水平提升、數字倫理道德規范、數字綜合素養培育等方面發力，提升多元數字行動主體共同參與數字社會建構的可行能力，確保數字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數字平權不管是作為一種社會價值追求還是一種社會行動，其平等權目標的實現是十分復雜的，在實踐中也會遇到各個主體之間數字利益博弈的現實困境。因此，在以數字平權作為核心理念、推進數字平權作為數字社會共同體建構最大公約數、堅持數字平權行動規范的同時，還應加強數字平權相關學理、法理研究，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建構中的話語權。另外，在各個不同“場域”開展錯綜復雜的數字平權行動時，確保不同行動主體以平等的數字社會共同體成員身份開展認同性互動，是一切行動的基本前提。在數字平權行動中，各個行動主體對自身平等權利與權力的訴求，需要通過與他者的互動交往，開展位置關系再生產來實現。在數字社會蓬勃發展的當下，數字平權不是一種大小相同的平均主義，而是人類擁抱數字未來應有的社會價值追求，是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面向數字未來創新跨越發展的共同擔當。
原文刊發于《南京大學學報》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