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性舉措，新發展格局從構建安全可控現代化產業體系、推進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提升全球農業治理話語權三個維度為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強大驅動力。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既面臨政策紅利加速釋放、發展基礎不斷夯實、發展動能持續增強等發展機遇，也面臨國際環境不確定、農業培育復雜、農業短板突出等諸多挑戰。未來要堅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立足農業的特殊屬性并遵循演進的基本邏輯，強調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的協同發展，注重在因地制宜發展基礎上的系統集成四個方面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農業 新發展格局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6
徐秀麗，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導，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院長。研究方向為國際發展理論與實踐、中非合作與對外援助。主要著作有《發展知識：全球秩序形成與重塑中的隱形線索》（論文）、《平行經驗分享：中國對非援助理論的探索性構建》（論文）、《重塑國際發展話語：中國與非洲農業合作的方式與反思》（論文）等。
農業作為產業發展之基，是工業和服務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前提，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當前，在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推進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進程，實現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跨越的戰略意義愈發凸顯。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應有之義。然而，在目前關于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討論中，尤其缺乏宏觀的國際層面的分析與審視，不利于深化對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及其培育路徑的認識。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分析新發展格局為加快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提供的強大驅動力，以及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進而提出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現實路徑。
新發展格局為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提供強大驅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1]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黨中央著眼于國內外形勢變化、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所作出的理論創新。農業領域的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孕育出相對強勁的發展動能。總體來看，新發展格局從以下三個維度為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強大驅動力。
夯實農業產業基礎地位，構建安全可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國長期以來基本執行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形成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格局。在此過程中形成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也存在現代化水平不高、結構性供需失衡、質量效益不高、核心競爭力不強、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在全球價值鏈仍處于中低端、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產業安全面臨挑戰等突出問題（黃群慧、楊耀武，2023）。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不斷升級，國際發展空間日益壓縮，中國產業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比較優勢產生結構性變化，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新特征新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的需求也愈發迫切。為此，中國及時改變對傳統單一國際大循環格局的依賴，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也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務。發展新質生產力與構建新發展格局密不可分，也與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任務一脈相承。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必須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2]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加強科技創新，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遵循產業結構演進的客觀規律（劉偉，2024），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最終推動產業層面的現代化轉型和發展演進。
優先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題中應有之義。農業作為第一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礎。多年來，中國農業創造了世界發展奇跡，用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解決了全中國14億人口的溫飽問題，[3]但同時，中國農業也存在一些短板。例如，大豆、食用植物油、肉類、奶類等農產品進口量持續提升；農產品品質和美譽度有待繼續提升（韓一軍，2023）；農業勞動生產率與世界農業強國仍存在一定差距；種子來源等還面臨“卡脖子”壓力（孔祥智、何欣瑋，2022）；農產品的安全保障能力和產品國際競爭力仍然有待增強，等等。只有大力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才能破解目前農業發展面臨的短板制約，夯實農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基礎地位，推動工業和服務業等其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進而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加快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推進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4]目前，同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相比，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相對滯后，農業大而不強的態勢亟待扭轉。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5]2022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就加快建設農業強國作出詳細戰略部署。然而，推進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也面臨諸多現實困難。一方面，中國農業承載著多重功能和公共性目標，涵蓋保障糧食安全、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促進農民增收和生態保護等不同層次和維度，決定了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具有復雜性和系統性（黃祖輝、傅琳琳，2023）。另一方面，從全球農業發展歷史看，中國農業有著特殊的基本國情農情，“人多地少”和“大國小農”的特征尤為突出，這意味著中國農業不能簡單照搬國外現代化農業強國的模式（張紅宇，2023）。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業現代化需要與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同步發展，這更是沒有成熟的先例可循。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國特殊的基本國情和農情面臨的形勢日益嚴峻，破解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困境的緊迫性愈發凸顯。從農業自身發展看，2023年，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7.1%，但農業勞動力占國內勞動力總量比重在2022年仍然高達24.1%，[6]農業勞動力生產率嚴重低于非農產業，也遠低于世界農業強國（劉同山、陳斯懿，2023）。雖然農業科技創新整體水平不斷提升，但小規模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與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農業現代化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黃季焜，2022）。從農民增收看，目前我國仍有大約5億的農村常住人口，在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支持下，農民收入總體上保持較快增長態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然而同時，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長相對較慢，農業生產經營整體效益不高，各地區農村發展水平不平衡，城鄉收入絕對值的差距仍然較大（汪為、萬廣華，2024），導致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受到影響。此外，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還未完備，老齡化、空心化現象愈發加劇，資源要素持續外流，進一步弱化了農村自身發展能力，從長遠看將影響農業現代化和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辛賢，2023）。
造成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困境的核心因素在于生產力水平落后，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為農業生產力發展注入新動能。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由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旨在擺脫主要靠耕地、淡水、化肥、農藥等資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外延式發展路徑，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可持續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農業生產力質態。[7]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要加速對傳統種養業進行現代化改造，依靠現代化的新型農民、科學技術、物質裝備、產業體系和經營形式推動傳統種養業提質增效，進而持續盤活存量。同時，借助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圍繞突破耕地等自然條件限制、拓展農業生產空間，培育壯大農業領域新興產業，布局建設農業領域未來產業，[8]進一步做大增量。由此推動我國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順利實現建設農業強國的發展目標。
深度參與全球農業科技變革，提升全球農業治理話語權。隨著第四次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到來，全球農業領域也正在經歷新一輪農業科技革命。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加大對農業科技研發的投入，搶先布局生物育種等核心環節和戰略性新興業態，國際農業科技競爭、農業治理話語權爭奪愈發激烈。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一系列單邊主義行動，利用先發技術優勢搶先制定行業規則和標準，搶占全球農業治理話語權，通過對農業核心技術進行壟斷不斷遏制中國農業科技創新與發展，威脅中國農業安全底線，導致中國農業科技革新面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在智慧農業、數字化農業等領域飛速發展，通過深化南南合作、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等舉措，不斷強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農業的創新空間和國際影響力。以基因化、數字化、工程化、綠色化、營養化為農業產業發展方向的農業科技創新日新月異（林萬龍、朱菲菲，2024），全面推動傳統農業生產環節和發展方式發生系統性變革。以智能育種領域為例，全球種業正進入育種4.0時代，基因編輯與合成生物學、基因組學、生物信息學、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跨學科技術融合發展，通過智能、高效、定向的方式培育新品種，推動了我國生物種業科技創新（遲培娟等，2023）。與此同時，農業科技創新還催生出人造食品、“細胞工廠”、食品定制等一系列新業態、新模式和新機制，極大地拓展了農業的發展邊界，顛覆了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以及大眾對農業的傳統認知，加快了原創性技術的研發、積累和系統集成，推動我國農業科技水平大幅提升。
面對方興未艾的農業技術革命，加快培育和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正當其時。相較于傳統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將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置于核心位置，致力于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將促進中國農業科技發展超越簡單的學習模仿階段，聚焦前沿核心領域，推動我國真正成為農業新科技新產業的重要策源地，增強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推動我國深度參與新一輪全球農業變革，提升我國在全球農業科技競爭和農業治理中的話語權。
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化，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尤為迫切。當前，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局面。
機遇方面，首先，頂層的政策紅利加速釋放。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圍繞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內涵、核心要素、發展路徑等方面進行系統性論述，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把“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列于年度十大任務的首位，推動新質生產力迅速進入具體的政策執行環節，并成為政府重要的發展議程之一。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研究論證和政策方案逐步展開。例如，國務院國資委按照新賽道、新技術、新平臺、新機制的標準，遴選確定了首批啟航企業，重點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醫藥等領域，推動培育新質生產力。[9]具體到農業領域，農業農村部成立科技創新領導小組，通過構建有力有效的科技創新體制，為加快形成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有關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政策紅利將繼續集中加速釋放，其中孕育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其次，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基礎不斷夯實。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需要在夯實相對成熟的傳統生產力基礎上，不斷提升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經過多年發展，我國農業生產效率效益持續提升，農業科技整體水平不斷增強。據統計，截至2021年底，全國農業科研機構從業人員達7.23萬人，全國有農技推廣機構5萬個，約50萬人，[10]總規模穩居全球前列。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4月共同發布《農村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23～2024）》指出，2023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3%，種業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高，完成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覆蓋范圍最廣的全國農業種質資源普查，新收集種質資源53.9萬份，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超過95%。[11]全國現有國家級農業科研平臺867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條件建設成效顯著。[12]《2023中國農業科技論文與專利全球競爭力分析》報告指出，中國農業專利競爭力繼續保持全球第二。近5年，中國農業發明專利申請量保持在年均11.5萬件，2018年至2022年，中國農業發明專利申請總量以57.67萬件，位列全球首位。同時，在科技論文方面，中國農業科技論文發文量和代表論文質量的高被引論文量均排名全球第一，并涌現出一大批農業科技標志性成果。[13]總體來看，我國農業科技整體水平已邁入世界第一方陣，[14]為加快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奠定了堅實基礎。
最后，農業實踐的發展動能持續增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堅持踐行大農業觀、大食物觀，深入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農業實踐領域探索不斷深入，農業高質量發展呈現強勁動能。具體到育種領域，我國通過集中攻關，在種質資源保護、重大品種和關鍵技術創新等方面取得許多關鍵性突破和標志性成果。除此之外，我國高標準農田加速建設，到2022年底全國已累計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有力提升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隨著農業科技水平不斷提高，智慧農業快速發展，農業生產智能化、農產品流通網絡化、農業資源信息集成化水平大幅提升，催生出一大批新業態新模式，有效降低了生產成本、提升了農業效益。在這一過程中，農業勞動對象邊界不斷拓展，鹽堿地綜合利用取得重大進展，海洋牧場日益成熟，微生物技術成為農業的新藍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多地少的國情農情，農業實踐的發展動能持續增強。
挑戰方面，首先，日益嚴峻的國際環境增加了不確定性。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治經濟版圖正深度重構，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明顯增加。在此背景下，科技創新已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戰場。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更多依賴信息技術、數字技術、合成生物技術等高新科技，勢必會遭遇更激烈的國際競爭。例如在育種4.0時代，種業強國紛紛布局種業創新戰略，持續強化對新一輪農業技術革命的戰略部署。美國先后出臺《美國創新戰略》《無盡前沿法案》，斥巨資推動生物育種、生物技術等前沿技術研究；歐盟啟動“地平線歐洲”第九個研究框架計劃，將農業生物育種研發列為重要方向；德國積極推進《“未來作物”計劃》，促進合成生物學技術應用于植物育種的創新研究；日本則早在2015年就發布了《農林水產研究開發基本計劃（2015/4—2020/3）》，推動生物育種的技術研發與成果推廣應用；印度和巴西也紛紛把生物育種技術創新列入國家科技優先發展戰略。[15]拜耳和科迪華等國際農業科技巨頭也不斷擴大業務范圍，憑借其全產業鏈優勢持續提升市場占有率。雖然中國育種取得了較大進展，但在前沿技術上與主要農業強國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當前地緣政治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中國發展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的農業原創性研究成果、關鍵核心技術面臨著美國的全方位遏制和封鎖，這不僅不利于中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提升，還會嚴重影響農業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布局，對已經規模化的傳統生產力發展造成沖擊。
其次，我國農業自身的特殊性提升了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復雜性。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大量資源的集中投入和多行業部門的協同聯動，尤其是原創性基礎研究突破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考驗著各級政府的戰略定力和政策連續性。農業作為第一產業，是其他產業發展轉型的基礎。相較于其他產業，農業在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肩負著“壓艙石”的使命，同時也承載著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多重公共性職能，這也決定了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培育過程更為復雜、培育周期更長、難度更大。從短期看，農業深受自然資源稟賦等因素制約，傳統產業占比較高，因此，改造傳統產業就成為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面。但從長期看，農業新興產業的成長速度快，農業的邊界和空間面臨革命性突破和拓展，前瞻性戰略布局更是不可缺少。因此，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不僅需要遵循新質生產力的一般規律，還要符合農業自身的屬性要求和發展邏輯。
最后，中國基本國情農情增加了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迫切性。中國農業客觀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進一步加劇了發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迫切性。一是“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將長期存在。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小農戶數量占農業經營主體的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的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小農戶的規模小、資金少，導致科技創新對農業產業的滲透擴散速度較慢，推進產業化現代化的難度較大，從而制約了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發展。二是國際領先的農業技術較少，尤其缺乏重大原創性成果，農業科研投入不足、高水平農業科技人才嚴重短缺（高旺盛等，2023）。三是我國高等農林教育人才培養基本圍繞傳統生產力布局，面向新質生產力需求的高層次創新型、復合應用型人才培養起步較晚、規模較小，導致人才整體素質無法適應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形勢。
加快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路徑探索
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加速到來，各國具有不同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這啟示我們要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中提升效率、建構比較優勢，利用全球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勢互補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而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一是加強更高水平、更深層次、更大范圍的農業科技國際合作。積極主動融入全球農業科技創新網絡，強化與國際重要農業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加大農業前沿科技聯合研發和專項攻關力度，促進農業科技創新要素的跨境流動。比如，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CGIAR）擁有豐富的全球農業種質資源和前沿科技，尤其在解決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和貧困問題上具備豐富的管理經驗和知識儲備，我國可繼續加強與其合作，進一步明確戰略重點和合作路徑，提升合作的有效性。二是圍繞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技術，面向全球發起專項科學計劃，布局一批國際化共享的農業科技研發平臺。當前，我國可繼續深化“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各種類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等雙多邊國際合作項目等，推動國際前沿農業科技的聯合研究。同時還要關注自然科學的聯合研究，圍繞全球農業科技創新的組織管理、政策制定、區域國別等的社會科學研究也亟待跟進。三是加強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鼓勵涉農研發機構引進緊缺的高水平農業科學家。國家應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科技部項目、教育部項目，以及諸如中非合作論壇等區域平臺，持續引進緊缺的高水平涉農科技人才，并加強后續人才支持計劃。同時推動我國新農科建設，布局新型前沿交叉研究，通過強基等人才培育計劃不斷加強前沿農業科技人才儲備。四是深度參與全球農業治理，提升我國對農業科技議題設置、規則標準及發展走向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例如，中國農業大學發起的世界農業科技創新大會（WAFI）正是通過構建“產學研”聯系機制，在推動國際農業科技創新與參與全球糧農治理方面作出了有益嘗試。
立足農業的特殊屬性并遵循演進的基本邏輯。加快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不能簡單套用一般的科技創新和產業演進的模式機制，而是需要從農業的特殊屬性出發，以中國農業發展的現實需求為導向，有序推進農業產業轉型升級。為此需要正確處理好以下幾方面關系。一是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和其他產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關系。考慮到農業的基礎性地位，要深化對優先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認識，在發展中系統謀劃產業發展布局。二是農業領域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關系。傳統產業是新興產業的發展支撐，現階段可以更多地聚焦傳統產業改造，進一步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確保糧食安全及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的底線，同時也要重視對前瞻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布局，形成良性的產業演進梯隊。三是效率與共同富裕、可持續發展等目標的關系。效率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標志，然而農業的多功能性決定了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不能唯效率論，不能只關注農業本身，而是需要同時考慮實現共同富裕、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等長遠目標。
強調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的協同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具體到農業領域，現階段即便是傳統生產力也沒有得到充分釋放，傳統一家一戶為基礎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有待變革，各類結構性制度性障礙有待破解。國家必須加強頂層設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更多生產要素向農業農村順暢流動，打通束縛小農戶與大市場有效鏈接的堵點卡點，引入新型農業生產經營者和管理者，拓寬農業農村發展的新業態，妥善利用好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互促邏輯，推動構建農業新型生產關系，加快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發展。
注重在因地制宜發展基礎上的系統集成。農業產業本身具有顯著的空間差異，各地的發展基礎、比較優勢和產業重點不同，因此培育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需要選擇契合本地的發展方向及路徑，不能脫離地方實際一哄而上、盲目求新，否則將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因地制宜的關鍵是要堅持將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通過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雙重作用，把選擇權交給市場經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優化資源配置。同時，政府要做好統籌謀劃和精準分類，立足各地資源稟賦特色優勢，指導各地揚長避短、錯位發展，構建層次化的產業發展格局。
結語
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正不斷向縱深發展，農業產業發展強調產業融合和技術集成，這就要求國家錨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加強農業發展統籌謀劃，加大地方要素整合力度，集中力量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原創性突破，加快搶占未來農業產業制高點，積極探索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路徑，推動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研究中國和中亞農業合作的方式路徑和策略”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71961147001）
注釋
[1][2]《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第1版。
[3]農業農村部：《用9%的耕地養活近20%人口 這是世界農業史上的奇跡》，2019年9月27日，https://jingji.cctv.com/2019/09/27/ARTIPdzeFHBbS4y95kQHjoxI190927.shtml。
[4]《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線裝書局、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頁。
[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6]數據來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中國統計年鑒2023》。
[7][8]葉興慶：《把準農業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著力點》，《中國農業綜合開發》，2024年第4期。
[9]王希：《國務院國資委確定首批啟航企業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2024年3月29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42349.htm。
[10]沈若沖：《人民網評：讓農業科技人才茁壯成長、大顯身手》，2022年9月1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0901/c223228-32517269.html。
[11]高志民：《〈農村綠皮書〉指出——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2024年5月7日，https://www.rmzxb.com.cn/c/2024-05-07/3539705.shtml。
[12]孫眉：《科研創新成果顯著 科技支撐力度強勁》，《農民日報》，2023年12月23日，第1版。
[13]楊舒：《最新研究報告顯示：我國農業科技基礎研究“量質雙升”》，《光明日報》，2023年12月7日，第8版。
[14]蔣志強：《農業農村部：我國農業科技創新整體水平邁入世界第一方陣》，2023年1月1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349920248946179&wfr=spider&for=pc。
[15]李春頂、羅晨月：《全球種業競爭新態勢》，《環球》，2024年第5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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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Xu Xiuli
Abstract: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t generates robust momentum by building a secure and modern agriculture-related industrial system, transforming China from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n agricultural power, and enhancing China's role in global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Key opportunities include accelerated policy dividends, a solidifying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strengthening growth drivers. However, significant challenges such as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complex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prominent domestic agricultural shortcomings persist.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four key areas: promoting positive interplay between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raging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agriculture and follow the basic logic of evolution; coordinating the synergies betwee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ioritizing systematic integration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gricultur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