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順暢國內大循環首先要完成產業領域的循環，這需要本土產業的供給與市場需求在體量和質量上的對接，而完成對接需要建立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模式。但對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存在扭曲，抑制了產業價值鏈攀升，阻斷了創新鏈對產業鏈植入，讓產業供給端在技術創新、品質提高和品牌構建等方面與需求對接變成了無水之源。因此，通過創新體制機制從而提升以需求為導向的產業供需對接能力，加強地區合作從而聚合比較優勢，提高科技創新成果商業轉化率從而攀升產業價值鏈，才能順暢國內市場大循環。
【關鍵詞】產業市場供需對接 國內市場大循環 主體格局
【中圖分類號】F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8
引言
國內市場大循環首先要完成產業大體量的供給與需求的有效對接。但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產業格局，加上重要原材料工業高比例的國有資本鈍化了對市場需求的敏感性，造成供需對接能力不足，形成市場大循環的多重阻滯：代工模式阻斷了全球價值鏈攀升路徑；關鍵技術缺失導致供應鏈被管控；對市場信息敏感性缺失造成產能過剩與不足并存。如果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同時又缺乏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在疫情與貿易新規的沖擊下，國內經濟必然將遭到重創。
為提高經濟的韌性，黨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戰略規劃，指導產業的高質量綠色發展：由“兩頭在外”轉向“兩頭向內”；用“去產能”和“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產能過剩與不足并存問題；創新體制機制改革，強化產業對市場需求的敏感性，提高產業供給與需求的對接能力。而所有戰略指向的落腳點，都可以歸結到用創新和環境規制驅動產業的綠色發展，也就是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用經濟學術語來表達，就是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因扭曲理解而導致片面執行的問題，造成產業價值鏈被低端鎖定、產業鏈斷裂、供應鏈被管控等問題，對國內大循環的順暢運行形成阻滯。為此，引導社會各界全面正確理解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的本質問題，找到問題節點，抓住關鍵要點，對暢通國內大循環至關重要。
而本質問題和關鍵要點，就是創新現有的體制機制，實現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即培育產業供給方敏銳捕捉需求的能力；加強地區合作，聚合地區比較優勢；提高成果轉化，從而實現創新驅動產業商業價值提升。惟其如此，才能構建本土市場大循環的主體格局并推動大循環順暢運行。
提高產業綠色發展質量才能順利構建國內大循環的主體格局
國內需求升級而產業供需對接能力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所釋放的制度紅利，配合以傳統要素介入全球分工體系所表現出的稟賦優勢，讓我國經濟維持了40余年的高增長，已經建成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占全球的17%，并且可能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零售市場。[1]在國內人口結構分層化和區域梯度發展的推動下，相對公平的分配在收入增加的同時，也加劇了消費和投資市場在高、中、低端的規模迅速擴張；同時，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也讓市場不斷呈現出具有文化蘊含的異質化趨勢。上述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國內需求日益轉向品牌崇尚、品質追求和綠色倡導，形成了豐富多樣、層級鮮明、體量巨大的內需市場。
但產業供給端的種種問題卻導致有效供給不足，無效供給過剩，對接內需市場能力不足。入世后，以“貼牌”和“三來”為主的代工模式迅速展開，形成了“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產業發展模式。這不僅抑制了本土產業創新和行銷能力，也讓產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位勢。體制機制不順造成基礎性產業對市場需求的不敏感，使本土產業供給無力對接需求的變化，以至于產能過剩與不足并存，無法滿足供需長期趨向平衡的前提條件，自然不能在短期內構建成國內大循環的主體格局。2019年公布的產能過剩行業，基礎性的原材料行業均列入其中。這些行業總量規模龐大，卻有小、散、亂的空間分散分布特征，要素效率低且排放高，讓原本逐步出現、可分階段解決的環境問題，表現出了加速出現、集中產生的“復合型”和“壓縮型”特征。
與產能過剩相對立的，是中國本土消費市場與本土消費需求相比，存在嚴重的供給不足。源于海外的高端市場與高新技術，無法提升本土產業對“品牌崇尚”的需求；也因技術低端而使“品質追求”無從滿足；產業的高排放和高耗能也讓環境不堪重負，“綠色倡導”難以實現。體量巨大的國內市場消費需求，卻只能從國外市場得到滿足。中國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相關數據顯示，自2017年以來，全球奢侈品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國人在境內外消費，中國游客出境游消費額約占全年人均消費支出總額的14%，以后幾年的復合增長率預計將達到15%，且連續多年保持境外消費第一。[2]例如，盡管我國是家電生產大國，但日韓的電子產品依然令國人趨之若鶩。而擁有全球化高知名度品牌和高質量認同的產品生產國，基本都集中在歐美日韓等國。
產業供給未能對接需求升級不僅表現在最終消費品上，還表現在大量中間品上；也由此受疫情和貿易新規的沖擊，使產業在關鍵技術領域被“卡脖子”、關鍵零部件的國際采購受阻。產業供給端技術受制于人，成為制約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未來，只有從提高產業供需對接程度來實現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才能以此啟動和培育內需市場，從而構建國內大循環的主體格局。
戰略布局增強供需對接實現國內大循環。由于存在上述的種種問題，我國持續出臺了各類指導產業供給對接國內市場需求的文件，并基于準確把握產業發展中至關重要的節點問題制定了精準改革方案。早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就提出“創新發展理念”。該理念的實施配合了多種技術創新的激勵政策措施，短短幾年就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黨的十八大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之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全面診斷了產業發展中的關鍵問題，設計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準方案，并提出淘汰落后產能、升級傳統產業和支持新興產業的具體措施，同時配合以制度成本降低和補足內需不足的關鍵性短板等措施，使產能利用率迅速回升，產業呈現出高效率、低排放的高質量綠色發展趨勢。
在各類改革方案有效實施基礎上，黨的十九大順勢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并首次用“全要素生產率”這一經濟學術語進行解讀，同時不斷提高著產業排放標準。黨的十七大以來所有提升產業素質、提高經濟質量的決策思想，以及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反復提及的“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脈相承，共同推動著體量巨大的產業供給與不斷擴張和升級的市場需求相對接，為構建國內大循環發展主體新格局創造了制度條件。
構建國內大循環的落腳點是產業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大首次用“全要素生產率”解釋產業發展質量，正是從資源稀缺性這一本質出發的。產業核算出的所有要素投入對有效產出貢獻后的余值，即為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考慮到可核算的投入均為可見、可計量的勞動、資本等要素，而如果除此之外還有某些不可見、不可計量的內容也對有效產出作出了貢獻，那么，這些內容就必然是軟的技術、知識、管理、制度等具有技術進步性質的內容。這些內容不消耗實體性資源，因而其對有效產出的貢獻越大，說明實體性資源消耗越少，就越有利于節約自然資源和勞動，降低排放，而這正是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的現實場景。
原本是經濟學領域的概念要變成公眾皆知的常識，理解上需要特別關注兩個關鍵點。第一，全要素。除了公眾能直觀想到的，投入有勞動和資本要素以外，通常還要考慮環境要素。這是由于公眾不斷提高的對清潔環境需求導致環境稀缺性日益凸顯，排放作為對環境容量的消費而被要求付費，由此被歸類到投入要素之列。為了更好體現環境容量變成要素投入內容，通常會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全面表達發展質量，也就是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第二，有效產出。有效，即強調產出被市場接受，接受程度越高，產出的有效性也越高；被市場所淘汰的產出無法形成商業價值，也就不應計入全要素生產率之內。因此，只有通過提高產業供給與市場需求的對接程度，才能把投入要素轉化成市場接受的產品，產業價值才能得到確認。
可見，國內的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或者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所表現出的場景就是：產業排放不斷降低，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產業具有相當的柔性和韌性，能針對國內需求的分層變化和升級方向作出適時調整。這樣才能在國內發展出體量巨大的產業，才能動態柔性地對接體量同樣巨大的市場需求；產業高收益得到了保障，有效產出就會維持在高位。在保障社會分配公平的制度下，具有公平性的收入不斷提高，有利于形成儲蓄和消費能力，如此就構建出了國內投資和需求大市場，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
推動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的關注點錯位，難以順暢國內大循環
在創新驅動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實施有效推進了國內大循環主體格局的構建。但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存在對戰略理解的錯位，在戰略實施中存在“有創新、無驅動”、對產業排放的環境管理扭曲造成“環境有綠色、產業無發展”、對國內市場的培育偏離了比較優勢造成“只認大循環、脫離雙循環”的局面。這些做法扭曲了戰略意圖，背離了戰略目標，最終無法推進產業邁向高質量的綠色發展，國內大循環的主體格局也無從構建。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的創新激勵錯位。創新驅動發展表現在產業領域，就是推動產業規模擴張和效率提高的主要動力來自創新。社會各界對創新最普遍的理解，就是強化R&D活動。為此，增加R&D投入的呼聲不斷增高；對科技成果的激勵也不斷強化。在呼聲和激勵的多重作用下，中國產業的“創新”短短幾年就在“量”上實現了重要突破：從2013年至今，都保持著世界第二的R&D經費投入、第一的研發人員工時投入，產出了世界第二的科技論文總量和被引量、第三的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3]
但科研論文和科學專利等創新成果，僅僅是驅動發展潛在的動力；如果不能轉化為商業利益，就等于創新沒能驅動發展。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19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我國有效發明專利成果的商業轉化率僅為32.9%；其中高校的轉化率更是低到只有4.5%。這都遠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轉化率。我國“世界級”的研發投入并未帶來“世界級”創新產出所應有的經濟效益。轉化率低不僅浪費了生成成果的前期投入，整體拉低了科技資源配置效率，也嚴重阻礙了“創新驅動發展”國家戰略的實施。
在成果轉化問題上，中國面臨“五高四低三缺失”的窘境：經費投入高、人員工時高、專利數量高、專利維護費用高和專利失效比率高的“五高”；專利成果質量低、專利成果轉化率低、專利轉化收益率低和專利管理水平低的“四低”；專利專業化運營缺失、專利市場信用缺失和專利商業轉化機制缺失的“三缺失”。可見，盲目重視研發投入，依賴投入規模擴大來提升科技成果產出，忽視成果的有效商業轉化能力，勢必造成新一輪的科創資源浪費。因而，尋求提高成果轉化的有效途徑與方法，真正實現用創新驅動產業規模擴張和素質提高，才能實現創新驅動產業的高質量綠色發展。
限制產業排放的環境規制工具使用不當。在中國產業規模迅速擴張的同時，也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為此，政府積極出臺環境政策，不斷提高排放標準。盡管排放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排放總量依然龐大，中國在世界環境績效指數排名中持續偏后。產業運行造成的污染仍然嚴重威脅著居民健康和生態環境。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各地各級政府改善環境的壓力巨大，不斷出臺多種形式的環境政策，政策工具也日趨多樣化，但污染控制依然差強人意。急功近利的心態讓環境標準的更新過快、執行期過短，以至于企業為達標排放而更新的裝備，在正常運行周期還遠未結束之前，政府又提高了排放標準。這導致很多產業的固定資產服務年限嚴重不足，致使環境有“綠色”而產業無“發展”。
此外，環境綜合治理缺乏地區合作。環境的空間轉移效應，讓“生態優先”無法實現，導致下游的環境治理成果被上游的排放所抵消。而地方政府還經常采用產業進入規制來代替環境規制。如2017～2018年間，江蘇省為了保護省內的水體環境，規定禁止生豬養殖行業進入，盡管可能產生了環境效益，但產業卻受到嚴重抑制。在影響到居民正常生活需求之后，江蘇省不得已又放開生豬養殖市場。治理手段的反復變化，導致“綠色”與“發展”無法兼顧。
可見，環境污染的流域空間轉移特征，單個地區的排放標準提高，并不能必然保障本地環境質量向好。因此，對排放治理不僅要加強地區合作，還要在合作過程中掌握有關排放及環境容量等信息，在此基礎上制定合理的環境目標來約束產業準入，并在這種約束下提高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能力。
對國內大循環為主、雙循環為補的理解扭曲。近年來，各國貿易新規不斷出現、全球重大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不斷割裂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產業聯系；部分發達國家為了應對本國產業空洞化，紛紛制定“低端回流、高端重塑”的戰略舉措；等等。這讓國內一些人士相信，國內產業體量龐大，是能夠獨立于全球、實現本土自身大循環的。由貿易新規和重大安全危機所引發的產業鏈斷裂、供應鏈受制于人的局面，是能夠通過本土自身的產業大循環得以解決的。
但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重要的理由是本土的產業鏈已經深度植入到了全球產業鏈之中；本土價值鏈也全面嵌入到了全球價值鏈的各個領域；更重要的是，貿易規則的變化和全球重大公共安全危機的影響具有短期性和局部特征。即使一些國家存在逆全球化的做法，也無法改變經濟全球化的總體趨勢。此外，中國40年來的高速增長，受益于改革開放為本土產業發展提供的“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未來產業實現綠色化高質量發展，依然離不開國際市場。只有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互動，才能有效提高產業的技術學習能力，同時也為本土產業技術擴散提供廣泛的市場，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也才能真正確立。
因此，通過完善區域產業分工及國際分工體系，創新我國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尋求全面提升產業價值鏈、完善產業創新鏈、重構國際供應鏈的對策措施，以此構建國內大循環的主體格局和以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為補充與輔助格局，新發展格局在產業領域才能夠得以實現。
以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暢通國內大循環主體格局的對策
暢通國內市場大循環需要準確認識目前國內產業供需對接的現狀，同時準確理解政府精準提升產業質量、實現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如此才能推動產業實現高質量的綠色發展，也才能構建成國內市場大循環的主體格局。
以需求為導向提高產業的供需對接能力。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內涵了低投入、低排放和高有效產出。如果有效產出的體量足夠大，那么國內市場大循環的主體格局就會有相應體量的市場需求。可見，從市場供需對接入手，以產業供給對接需求的程度，來識別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由于目前我國的產能過剩與不足并存，因此推動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就要立足需求導向，深化去產能和補短板的供給側改革，實現產業供給對接市場需求。
考慮到中間產品需求和最終產品需求特征有很大不同，識別是否對接了需求，要分別評估供給對接中間和最終這兩種不同的需求。就對接中間產品需求而言，要綜合考慮區域性分工的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從投入期開始對產能的對接能力、本土產業鏈環節在境外的價值鏈管控狀況、本土創新鏈環節是否嵌入到產業鏈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以此識別能夠支持國內大循環主體格局的產能規模，并在投入期采取相應的扶植政策，使具有良好對接能力的產業順利步入成長期和成熟期。
就最終產品需求而言，則應從消費市場的需求出發，識別消費需求偏好，并以此決策產業的要素投入組合方案，以此識別產業與最終需求的對接狀況。同時，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通過強化市場競爭來提高產業供給對接需求的能力。
提高產業集聚效應和區域分工合作效率。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開發區建設，使集群化成為產業發展的主要模式。這種模式形成的集群效應和關聯效應，能夠為高端資源共享、技術合作強化、知識學習效應創造有利條件；同時，集群區有利于實行集中化的環境管理、專業化和規模化的配套設施服務，這些都為資源減量和環境友好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外，不斷推動集聚區和地區的產業分工合作，能夠在更大范圍內發揮比較優勢。為此，要建立地區統一市場，把具有相似比較優勢的集群進行產業鏈聯結，在集群中發揮地區分工優勢，在深化分工的基礎上加強集群間的分工合作，形成基于地區比較優勢的產業錯位發展模式，構建區域產業鏈的價值升級。
進一步地，借助于都市圈來提高公共基礎設施的外溢功能，以此實現市場擴張。在都市圈功能基礎上，以集群為媒介，在都市圈的產業鏈中植入創新鏈，從而推動產業鏈的價值升級；形成“都市圈”之間的互動，在更大的空間體量上尋求地區分工優勢，以此構建國內產業供給與需求的大循環體系，實現產業鏈的價值升級。
創建科創平臺，提高科技成果商業轉化率。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引下，中國的研發活動各項指標迅速攀升至國際前列，但卻因成果轉化率過低，難以實現用創新成果取得商業價值的“創新驅動發展”目標。因此，推動科技成果實現商業轉化是順暢國內大循環的重點，也是未來要補的短板。
我國科技成果商業轉化率低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成果在轉化成可量產的產品之前，需要借助具有性能測試、規模放大等功能的高精尖科學裝置，對成果進行轉化和熟化。這些裝置具有極高價值，使用過程中還需要專業化服務。缺乏共享必然導致使用率低，如果再疊加成果轉化的高風險，資金回收期還會進一步的延長。因此，購置激勵的缺乏讓成果擁有者很難以一己之力完成成果轉化。
但科學裝置和專業服務這些科創資源對成果轉化卻必不可少；因而采用共享方式提高使用率從而縮短科學裝置的回收期，就成為推動成果轉化的重要手段。為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繼高新技術開發區大規模建設與運營以來，發展到目前，已經進入了將一部分具有很強科創能力的園區實行以科創為核心的轉型升級階段。典型的如上海張江、北京中關村、安徽合肥濱湖新區等，均開啟了以科創為核心的功能升級，由原來的以高新技術制造業為核心功能的加工區，轉型升級為以推動科創成果生成與商業轉化為核心功能的科學城，并以市場化方式運行。
盡管科創平臺以市場化運作的方式有助于解決激勵機制問題，但卻無法解決“卡脖子”技術“重點攻關，逐個突破”的問題；而區域性以政府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盡管可以調配高端技術創新資源，但卻無法解決激勵機制的問題。如何既能解決“重點突破”，又能實現“全面開花”，需要制定科創平臺高端創新資源共享機制，以此解決高端創新資源稀缺且分布散亂問題。通過建立不同企業、產業、區域、國際等各層次的技術合作機制，解決高端資源惡性競爭、重復立項等問題；利用“集中調配優勢資源”的制度優勢，對嚴重依賴他國的“卡脖子”技術，建立“重點攻關，逐個突破”的體制機制。
創新體制機制，順暢產業市場國內大循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體制機制創新成功的做法，就是大搞“試驗田”，對成功的經驗進行推廣，失敗了也不會造成全局性的影響，還能為后續的試驗提供可吸取的教訓。從開發區建設逐步由沿海向內陸推進，到自貿試驗區的制度創新成果不斷推廣應用，均是如此。
與產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相關的體制機制，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前者在私權領域提供資源配置的效率優勢、有效競爭的遴選優勢；后者為保障市場機制高效運行、推動比較優勢動態培育、促進高端資源整合與共享、組織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規制及其工具設計等提供制度供給。
考慮到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后，對體制機制創新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時疊加國際貿易新規和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危機的背景，借鑒中國改革開放“先行試水”思路，從特定的城市群入手，充分考慮中國政府與市場發揮作用領域的獨特性、高端資源稀缺性，針對私權領域中有助于提高產業質量的高端資源，將加強流動、提高整合等功能歸入政府制度設計領域，為產業界的獲得性動態比較優勢培育形成制度優勢；同時，設計推動地區競爭與合作的動力機制、傳導機制與約束機制，為保證這些機制發揮作用，需要建設與之匹配的體制進行對接，從而保證體制的執行力和機制的作用力。
此外，充分發揮政府對市場規則設計和運行監管的職能，健全并完善包括要素市場、技術交易和環境交易市場等市場體系，推動區域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保障市場體系規范、健康運行，通過“政府有為”從而形成“市場有效”。如果對“有為政府”的職能進行了合理界定，那么，在市場體系和區域統一大市場推進的過程中，“有效市場”就會由此得以凸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全球貿易新形勢下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路徑與對策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AJY008）
注釋
[1]盛來運：《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預計超過1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902637319661957&wfr=spider&for=pc；東方財富網：《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零售市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84713098984904761&wfr=spider&for=pc。
[2]相關數據來源：麥肯錫《中國奢侈品報告2019》、《2019年中國出境游行業市場需求即未來發展前景分析》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7年的相關數據計算而得，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1904/727173.html。
[3]相關資料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和財政部聯合發布的《2018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
責 編／張 曉
Boosting China's "Great Internal Circulation" Pattern with High-Quality Green Development
Xie Jiaping
Abstract: To realize smooth domestic circulation, we must first achieve circ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which requires the link-up of the supply of local industries and market demand in terms of volume and quality, and to create such a link-up, a high-quality and gr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need to be established. However, there are distortions during creation of the link-up, which inhibit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blocks the implant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 into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causes the industrial supply-side to link up with nothing in the demand-side in area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brand building. Therefore, only by innovating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being demand-oriented while increasing the ability of linking up supply and dem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centra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mproving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an the domestic market circulation become smooth.
Keywords: link-up of industrial supply and market demand, domestic market circulation, main structure
謝家平，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二級教授、講席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創新創業與可持續發展、運營與供應鏈管理。主要著作有《閉環供應鏈契約》《企業群落生態化：理論與實踐》《逆向物流管理》《綠色設計評價與優化》《循環經濟的合作模式與推進效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