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在《經濟研究》撰文指出，新一輪工業革命是一場技術經濟范式協同轉變的復雜過程。包括中國在內的具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到高新技術的突破和應用，是這一輪工業革命相較之前幾輪工業革命最大的特點。按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邏輯，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是后發國家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

基于“雁陣模式”的產業轉移雖然能夠在經濟起飛階段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高速增長，但長期看，由于跨國公司始終將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僅將成熟技術向發展中東道國轉移，在發展中東道國的技術開發基本上是出于滿足東道國本國市場需求的適應性改進，因此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市場開展的創新多是“利用型”的微小改進。這也意味著，一旦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發展中國家本土的企業又不能成功打開技術趕超的空間，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巴西、智利等拉美國家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在微觀上就表現為跨國公司的成熟技術轉移完成后，這些國家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沒有形成和跟進，因而進入了技術能力和經濟增長的平臺期。可以說，“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陷阱”。

利用新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培育本土的創新能力和創新主體，形成獨立的產品平臺、研發體系和實驗體系，是后發國家在技術層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趕超路徑。新工業革命背景下，不僅后發國家在新興產業領域迎來并跑的機遇，而且由于傳統技術和傳統產業與新技術的融合，后發國家在成熟產業也迎來利用其獨特的市場優勢和資源優勢實現趕超的窗口期。

20世紀70年代，當汽車技術路線由低成本和動力增強向多樣化和節能環保轉變時，日本企業憑借柔性化生產和精益制造實現對美德汽車產業的趕超，就是這種理論邏輯的現實呈現。過去四十年，中國從國情出發，不斷推動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更是大大豐富了后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模式。中國的制造強國戰略、俄羅斯的“國家技術計劃”、阿根廷的“國家生產計劃”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戰略”等，都體現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正當訴求和試圖給人類迎接新工業革命做出貢獻的理想抱負。（許靈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