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時期的民間組織類型繁多，無論是半官方的還是典型的民間組織，都在彌補官方組織的某些功能失靈或缺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國家也努力加強對民間組織的引導、管理和監督，以共同構建有秩序的社會環境。

【關鍵詞】明清時期 民間組織 國家機構 國家意識形態【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演進過程中，民間組織的出現要早于官方組織。從源頭上講，民間組織促進和推動了官方組織產生、發展和不斷演化；從實際運行看，官方組織出現之后，便開始組織引導、規范和管理民間組織，它們相互配合、共同構建有秩序的社會環境。

到明清時期，隨著王朝疆域的不斷擴大，人口的不斷增長，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組織管理的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為適應新的形勢，官方組織管理體系在繼承中不斷發展，民間組織形式屢有創新。一方面，國家的控制力越來越強勁，皇權已高度滲透于基層社會組織的方方面面，國家意識形態體現于民間組織之中；另一方面，民間組織也推動了官方組織不斷完善和進步。這一時期的民間組織既表現為全國高度的統一性，又由于疆域之遼闊、民族成分之復雜等因素，呈現出強烈的自我發展態勢和明顯的地域差異性特征。

明清時期民間組織的類型繁多，其國家意識形態化越來越明顯

民間組織是由基層民眾自發形成的非官方組織，到明清時期它們的存在便已無法與官方完全脫離，即便是一些民間組織看似與官方（政府）毫無關系，實質上仍是在官方的允許或默認之下。鑒于明清時期的國家機構沒有普遍設立縣級以下機構，必須發揮民間組織的管理作用。這一時期的基層組織，如果簡單劃分為官方、半官方和民間三類，半官方和民間組織都具有廣義上的民間組織性質，比如里甲、鄉約、社學、社倉、義倉等，都屬于半官方性質，因為它們雖然主要是由民間群體來組織運行管理，卻被納入國家體系之中，接受考核、監督和管理。比如社學，它是半官方性質的民間教育組織，明清時期各地普遍設立。明初天下既定，貧寒出身的朱元璋就下令地方政府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倡立社學，但效果不佳。洪武十六年（1383）他又下令，“詔郡縣復設社學。先是，命天下有司設社學以教民間子弟，而有司擾民，遂命停罷。至是復詔民間自立社學，延師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預”。考慮到民間的情況差別很大，并不做強制要求，“其貧乏不愿者勿強”。據《（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順治九年（1652）禮部議準，“各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者、行誼謹厚者補充杜師，免其差役，量給廩餼養贍”，清朝明確規定社、義學教師可免差役，體現了半官方性質。各地民間學校的教學水平，主要取決于地方官和地方鄉紳的重視程度。其他半官方的民間組織也都有輔助政府管理的功能，如里甲組織負責賦役征派和地方治安，鄉約組織保障了民間宗族或地方的行為規范，其主旨都是國家倡導的崇禮向善、淳化風俗和守望相助等價值觀念。

極具血緣性的宗族義莊、地緣性的善堂善會，以及兼具地緣和血緣的會館、公所等組織的民間屬性更為明顯，但也沒有完全脫離官府而存在，它們同樣在國家有效的監督和指導之下運行。這類民間組織的產生，動力主要來自強烈的自我需要，以及組織者（地方精英）的積極推動。明清時期，社會秩序穩定，傳統經濟恢復，手工業和商業不斷發展，城市繁榮，城鄉各類民間組織也應運而生。

商業會館和商幫就是典型的民間組織。商人們為方便在外地的經營，多以地域為單位，或者經營同類商品的商人聯合起來，捐資興建會館。它們各有組織章程，保護入會者的利益，研究經營對策，舉辦聯誼活動和公益事業等。明清時期，全國各地普遍出現了商業組織，即便像商品經濟不是特別發達的中原地區也是如此。據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鄭州大學、河南大學兼職教授張文彬主編《簡明河南史》的初步統計，清乾嘉年間全省各地以山陜會館命名者有32處，山西會館32處，江西會館6處，湖廣、湖北各5處，福建會館4處，江浙、四川會館各3處，江南、山東會館各2處，江寧、湖南、兩江會館各1處。分布最廣的是山陜和山西會館，達46個縣之多。分布在大中城市的會館，還是同籍官員私下聚會場所，在聯絡親情和關注家鄉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散布于民間的宗教組織非常復雜，既有儒、佛、道、伊斯蘭教等傳統的宗教組織，也有官方允許的道教信仰，它們被區別以國家祭祀、正祀和淫祀等，甚至還有諸如白蓮教、天理會等邪教，以及反動會道門等民間組織，這樣分類的本身就體現了國家對宗教組織的不同態度。宗教在古代中國有著悠遠的歷史，原始宗教是伴隨著人類歷史的腳步而產生的，出于對自然界的敬畏和基于超現實的精神依賴，宗教成為民間社會組織的重要形式。明清時期的民間宗教主要是長期形成并流傳下來的，凡是自然災害頻繁、社會動蕩和民不聊生之時，也是民間宗教最活躍的時候。由于政府應對災害不力，民間組織便會“趁虛而入”，這既有鄉紳、地主或商人以賑濟為目的民間組織，也有各類民間宗教組織，它們既會施粥救災，互相接濟，也會聚眾密謀，反抗官府，像明代的白蓮教和清代的天理教起義，就頗具代表性。

民間組織既彌補了政府職能的缺失，也促進了政府職能不斷完善

半官方的民間組織在填補政府職能的空缺方面最為突出，里甲、保甲和鄉約等組織實際擔負起縣以下基層社會的管理職能。明清時期全國各地普遍設立里甲組織，其結構是“以百有十戶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長，余百戶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各有長”，主要職能是編查土地，催辦錢糧，完成官府交辦的各項公事。比較而言，保甲組織在維護地方治安，防止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協助官府緝拿罪犯，核查戶口等方面功能更突出，按《清朝文獻通考·戶口考一》規定，“各州縣鄉村，每戶歲給門牌，十戶為牌，立牌長；十牌為甲，立甲長，三年更代。十甲為保，立保長，一年更代”。兩套地方基層組織交叉使用（清后期保甲逐漸取代里甲），在穩固國家政權基礎、確保賦役征收和安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民間教育組織承擔起開啟民智、普及文化的重任。民間性質的書院、社學、義學和私塾等，為廣大民眾提供了基礎教育的需要。社學屬童蒙教育，以學習《百家姓》《千字文》為主，兼及《御制大誥》等典章制度，以及冠、婚、喪、祭等古禮制知識。義學的私屬性質比社學更突出，辦學的資金來自官紳、商賈或地主，也有普通民眾的捐贈，教師主要來自本地，有不仕的士人、年長的生員或資歷輩分高的長者。學習內容多從識字開始，習讀《三字經》《百家姓》，并開設勸農桑、習禮儀，明人倫道德等，成績卓異者參加科舉考試。民間教育對開啟民智和促進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是當時的官學教育無法覆蓋到的。

行會、慈善會是側重于經濟和社會功能的民間組織，在行業自律、規范行為、拓展業務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河南河內縣的柏山村有專業的制缸作坊，生產的柏山缸在清初就遠近聞名，到嘉慶年間共有60余家，民間組織——缸窯會（手業行會）負責行業管理。河南社旗縣的山陜會館很早就制訂了商業規則，行會把規則刻在3塊石碑上，分別是《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概碑》《公議雜貨行規碑》《過載行差務碑》，它們是我國現存很早的商業規則系列碑文，也是“誠信為本”商業經營思想的直接展示。善會組織在明后期到清代大量出現，它們組織了多種施善與救濟公益活動。據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一書統計，整個清代的育嬰堂組織至少有973個，普濟堂399個，清節堂類216個，以施棺為主的善會善堂589個，綜合性的善會善堂338個，其他難以分類的743個，而無法統計的肯定還有很多。這一時期民間慈善組織的大量出現，既反映了社會有這方面的需求，也反映了施善者意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此意與國家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價值觀是一致的。

文化組織承擔著基層社會秩序構建的重任，主要由宗族、耆老、鄉紳等地方文化精英共同完成的。文人結社出現很早，源于古代詩社、文會、怡會等，是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的產物，唐宋時已漸成風氣，到明代已空前繁盛，尤其是在經濟和文化繁榮的江南地區，人文結社蔚然成風。他們志同道合，結社聚會，在閑暇之時，或賦詩聯句，吟詠唱和，或品茗論道，游山玩水，共襄文壇雅事。民間文化組織以怡然自得的方式影響到本地的文化精神和社會風氣，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縱觀明清五百余年鄉村社會秩序的構建，主要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框架之下，通過基層社會組織的自我塑造來實現。對德高望重的地方精英，古人有很高的期許。錢謙益在《中憲大夫廣西按察使司副使張府君墓表》中就說：“賢人君子，國家之元氣也。觀于在野，在國可知也。觀于老而致事，則強仕服官可知也。故曰：鄉之有老成人，如樹之有碩果，如松之有茯苓。樹之蕃，而松之茂，必征于此。”

宗教組織的功能極其復雜，它是人們的精神追求和寄托方式的表達。不同的宗教形式影響不同地區的不同群體，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很難離開宗教儀式或精神信仰，儒家倫理體現在日常行為規范之中，各地土生土長的宗教可謂五花八門，它們共同編織著人們的精神世界。明清時期的宗教組織，最顯著的特點是西方傳教士來華，他們帶來了西方近代思維方式，給人們提供了新的精神寄托，也提供了觀察和認識世界的新窗口。

加強對民間組織的引導和管理，增強民間組織的社會服務功能

明清時期的民間組織復雜多樣，地區發展不平衡，原生性強，地域差異大，決定了它的自發、無序和泛濫，難免與“官方”組織利益不一致，會對國家政權和社會穩定產生嚴重的挑戰，因此必須加強管理。

明清時期，基層社會組織運行的支配力量是士紳、胥吏和宗族勢力，之所以能夠成為民間組織的核心和領導力量，他們共同的特征無一不是來自政府的某種權力和政治地位。因為擁有官方的背景，他們極可能會以權謀私，欺壓百姓，魚肉鄉里，對此，國家建立了相應的規章制度予以規范、管理和監督、考核。各級官員都把整肅基層社會秩序作為工作的重點之一，康熙皇帝親自頒行《圣諭十六條》，雍正皇帝大力推廣《圣諭廣訓》等，極力倡導治國理念；省級官員如雍正時河南巡撫田文鏡、尹會一分別著有《撫豫宣化錄》和《撫豫條教》，加強對社會各階層的管理，既有殷切的希望，也有嚴厲的要求。

民間組織復雜多變，尤其是自發的宗教組織，政府會采取嚴厲的管理和控制措施，如實行嚴格的登記和審查制度，再針對不同的宗教組織做分門別類的管理。宋代以降，政府對宗教組織“淫祀”的劃定辦法主要依據該信仰活動對社會秩序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而非信仰的人或被信仰的神本身，也就是基于宗教組織的實際作用。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他們也在民間擁有一定的組織，在明后期到清初的一段時間里，由于外來宗教（主要是耶穌會）以儒家化為路徑傳播，得到了政府的優待和不同階層的接納，但到清前期，由于羅馬教廷要求傳教士改變傳教方式，導致西方宗教與中國傳統宗教（思想文化）發生了直接沖突，清廷便下令禁止其傳播，這就很能說明“宗教傳播不得違背國家統治思想”的這一基本原則。

到明清社會中后期的城市和鄉村，出現了許多游手好閑之徒，他們聚眾結社，群毆勒索，敗壞風氣，影響社會治安等。對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的民間組織行為，政府會采取嚴厲的打擊措施，像在明代就舉行過三次大規模的禁毀書院活動，反對書生和文人的講學、集會和結社等活動，以利于思想的高度統一。

明清時期已處于中國傳統社會末世，民間組織之多，情況之繁雜，管理難度大，已超越此前的任何時期，伴隨著傳統國家開啟近現代化的步伐，傳統與現代交織，民間組織表現得異常活躍。這一時期，基層社會的穩定力量，對不同地區的民間組織而言，它們既有高度的統一性，也有很大的差異性。高度的統一性，是指統一在國家意識形態之下；巨大的差異性，是指各地民間組織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北方地區是明清的傳統政治核心區、民族沖突與整合特征鮮明的地區，這里的基層社會組織主要是圍繞豪強地主來構建的；江南地區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科舉教育發達，鄉紳知識精英主導了基層社會的運行；華南地區在南宋之后，宗族力量在民間組織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明清時期的國家管理，既能夠充分認識到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又能區別不同的地區和族群，以采取靈活的民間組織管理政策，這樣的經驗值得后世認真分析和學習。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代州縣軍戶的制度設計與群體身份變遷研究”（項目編號：18BZS06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公司，2005年。

②張文彬主編：《簡明河南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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