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作為中國最成功的互聯網企業之一，阿里巴巴“雙11”的最終成交額鎖定在2135億元。這種商業奇跡，既是科技的力量，也是資本的力量，更是“中國夢”不斷成功的例證。

滴水映日。中國互聯網發展的迅速和奇跡般的成功，全球罕見、世所矚目：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功能接入互聯網；2008年，中國大陸互聯網用戶躍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57.7%；中國手機網民7.88億，網民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的比例高達98.3%。驚人的數映射突出的現實：中國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既是互聯網技術擴散、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耦合聯動，更是與基于務實態度、創新精神和強烈責任感協同作用下，中國互聯網治理策略、行動規范的與時俱進、著眼大局、趨利避害分不開的。

第一階段 “搭便車”：融入全球互聯網，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機遇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承認、尊重并加入國際治理體系為重要推手而展開的：在秉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實用主義精神下，將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放到了第一位，鼓勵思想、技術與管理方式方面的交流。

冷戰的結束為美國倡導的世界性的“信息高速公路”提供了可能。面對全球化的新現實和新手段，中國政府認識到互聯網是一項國際先進技術，通過引進、學習、消化和吸收，來發展國民經濟，是走向“現代化”的不二選擇和必經之路。為此，在支持互聯網發展之初，面對新生事物，中國采取了一種為我所用的擁抱互聯網的態度和政策：首先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并不急著監管和規劃，在培育發展的過程中，管理再逐步的引入并系統化。

得益于這種實用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作為“朝陽產業”的民間互聯網和電子商務，開始波瀾壯闊地突破性發展。來自西方的業界榜樣和風險投資，在此一時期中國互聯網的發展中扮演了引導和助推的關鍵角色：從這一時期的私營互聯網公司來看，主要提供新聞信息服務的搜狐網、新浪網，主要提供電子郵件服務的網易，主打電子商務的阿里巴巴，聚焦于即時通訊的騰訊，各自發力、百舸爭流，滿足了普通用戶的基本互聯網服務需求。

可以看出，在此一時期，“野蠻生長”的成份多于監督管理，鼓勵多于約束。于是，在中國快速、持續的國民經濟增長的激勵下，中國互聯網呈井噴之勢，相關數據一枝獨秀、引人注目：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中國境內共有上網計算機350萬臺；上網用戶數約為890萬，3W站點約15153個；相形之下，在1997年，這三項數據還分別是29.9萬臺、 62萬、1500個。

第二階段  動態平衡：開放與管控并舉，建構中國特色治理體系

2001年中國加入WTO。十年風雨、十年輝煌。中國與世界的紐帶因互聯網在科技、人力、資本、貿易等方面的放大器作用而加強，融入全球互聯網的政策與深化國際合作的動機形成良性循環：到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躍升至全球第二，互聯網用戶達創紀錄的4.2億人，名列世界第一 。

互聯網經濟是規模經濟，直線飆升的數字與日新月異的質量是同步的。這一階段，在風起云涌的商業經濟裹挾之下，中國互聯網市場百花齊放，奇跡般的發展令人目不暇接，在功能和影響上不斷縮小與西方互聯網巨頭的差距。一代中國互聯網梟雄，像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開始爭霸網絡空間。同時，在這些互聯網巨頭的帶領下，中國互聯網產業開始朝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始自門戶網站、BBS、即時通訊和電子郵件等少數幾種單純的線上商業模式，繼而升級至搜索、視頻、社交和在線支付等領域，進而將線下的餐飲、影視、娛樂、公關和金融等行業收入轂中，甚至開始以互聯網+的方式參與改造傳統制造業。

互聯網是人造的虛擬世界，但其影響卻是實在的。在現實中國社會多元化趨勢的基礎上，網民開始通過互聯網來組織線上和線下的社群，開展網絡討論和倡議，甚至進而采取現實行動，普通公民的生活被日益廣泛和深刻地介入甚至重構，進而對原有的網絡管理制度形成挑戰。

新現實引發新問題，新情況需要新對策。為了凝心聚力，引領多元化社會現實，規范互聯網發展開始成為中國政府網絡治理的一個重點：重視互聯網的經濟實用價值，在牢牢堅持國有資本的絕對控制地位，在更為細致和嚴格的監管下，為外資和民間資本提供空間；同時，在涉意識形態領域加強管控，禁止外商投資新聞網站、互聯網內容供應與服務經營的產業，避免互聯網的“眾聲喧嘩”對社會穩定的干擾和傷害，實現市場開放與社會穩定之間的動態、微妙平衡。

第三階段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以“網絡主權”助力多邊主義的國際規范

伴隨三大運營商（移動、聯通與電信）獲頒3G運營牌照，自2010年起，移動互聯網不再是“紙上談兵”式的概念推演，而是“活色生香”的日常現實。此時，互聯網變得可以攜帶、觸手可及，智能手機產業、移動APP產業呈噴薄式發展，取得重大進展的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空間探索等前沿領域也迎來了黃金時代。

然而，陽光與風雨并存，通訊便利和選擇自由與網絡失序和各種不確定性相伴相生，違反慣常邏輯和思維的“失序”成了常態：網絡暴力、網絡欺凌、網絡水軍和網絡示威等新亂象，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滑入正當性辯論失控的狀態；國家機密、公民隱私、商業機密、知識產權等時常處于岌岌可危的邊緣。

無遠弗屆、跨越國界的互聯網與國家主權之間也時常爆發斗爭和矛盾：2010年，以曾頗受知識階層喜愛的谷歌退出中國為標志，在國際上攻城拔寨的美國互聯網公司在中國“水土不服”的現象，凸顯互聯網政治與商業關系、國家間網絡競爭關系的復雜。

為應對這種新情況，自此時期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從國家安全、人類社會發展的層面和視野來重新思考和設計互聯網治理政策與實踐。2014年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2018年更名為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委員會）宣告成立，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中國開始從高層政治機構和頂層設計層面管控互聯網。同年，中國舉辦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并提出了“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宏大理念，在尊重既有互聯網自由流動的經濟規律和商業規則的基礎上，在政治規范上開始強力推進民族國家主權，強調聯合國在互聯網全球治理上的作用。中國方案和中國理念開始成為全球互聯網規則制定的重要思想資源，得到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認可。

總結  利用“后發優勢”取長補短，需要“有形之手”

在數字化時代，互聯網發展與治理不能只停留在討論層面，要先做再說，同時，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導，而不是僅由市場力量的“無形之手”來操控。這正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成功之道。

中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具備“后發優勢”：中國可以在淘汰舊系統的同時，依靠政府的大量投入，使互聯網獲得作為基礎設施、前沿技術在研發、試驗、應用、維護等層面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與資金，從而實現從無到有地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在互聯網指數式的爆發過程中，學習美國企業的創意和商業模式，經過調整，可以孵化出新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以迎合中國的市場需求。加之國際互聯網巨頭在中國的“水土不服”，可以有效地保護中國的互聯網企業的發展，避免其遭遇類似印度互聯網企業那樣被全面碾壓、夭折于襁褓之中的命運。

互聯網治理的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是中國為塑造“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所提供的獨特思想資源，為發展中國家的互聯網發展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又行得通的道路。多年以后，世界將為中國貢獻而喝彩！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傳媒政治研究所所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網絡安全國際規范與我國戰略選擇研究（18BGJ07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