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央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了“三農”工作，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工作，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對農民是多予、少取、放活。十九大又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正是著眼于消除二元結構，城鄉良性互動，城鄉融合發展這個大格局而提出的。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間的二元結構一直存在。城市和農村間既存在收入差距，也存在基本公共服務、社會福利方面的差距，這兩個差距沒有根本地扭轉。現在中國的城鎮化率約為58%，這就意味著，有六七億人還是在農村，即使城鎮化率到60%、70%，還有幾億人在農村。我們希望未來的鄉村，農業是有競爭力的，有比較強勢的現代農業。新興農業的經營主體有相當一部分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農村是一個繁榮的、基本公共服務能得到保障的、農民的福利能得到大幅度提升的農村。

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是并行不悖的、互補的、良性互動的。絕不是說鄉村振興就不要城鎮化，實際上我們現在還是繼續在加速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消除地區差距，消除大城市、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距。要實現這些目標，一方面要尊重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把資源，比如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這些公共資源，更多地向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傾斜。

誰是鄉村振興的主體？不可能完全靠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農村未來的經營主體，將是多元并存的格局。

第一，傳統的、大量的、小規模的專業農戶。這部分人很多都是第一代甚至第二代農民工，為城市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卻沒能被納入城市的社會保障及整個公共服務網絡。因此，他們只有回到農村。在未來的十幾二十年，這部分人還將在農村長期存在，不可忽視。他們中的大多數主要是經營自家耕地的小農戶。

第二，新興農業經營主體正在興起，包括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主、農業企業家等。這部分人原來可能在城市里打工，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經受了洗禮，增加了知識、才干和能力，也積累了一些資本，然后選擇返鄉。中央為此提供了各種優惠條件和鼓勵政策。

第三，返鄉不返農的農民工。在返鄉的這部分農民工中，有的可能去縣城、中心鄉鎮工作，不一定回到村子里去。

我們必須認識到農民工群體現在已經高度分化，農民工自身需求千差萬別。他們有的在單位里、在工廠里、在外資企業已經做到中層管理人員，有的還接受過出國培訓。但他的戶籍是農村的，家里還有地，這部分農民工也許以后能回家搞點投資。比如在深圳，舉家外出的農民工有的已經在這個城市好幾年了，雖然沒有買房，但是能夠享受到單位提供的公租房，有了一定的歸屬感。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兩個新的亮點，一個是城鄉融合發展，另一個是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是以前的文件沒有提過的。城鄉融合發展、要素互通，彼此之間的要素流動，是未來的新去向。

首先，提倡一二三產業融合，鼓勵資本下鄉，國家、政府有責任創造一個比較良好的制度環境。這幾年的一號文件都曾提出，要為資本下鄉、工商企業下鄉、一二三產業融合等撥出一定的非農建設用地指標。

其次，一二三產業融合，比如發展旅游業，我們應該保持清醒認識，不能一哄而起，搞全域旅游。比如在成都郊區的一個地方，約有一百多個行政村。如果一百多個村全部搞旅游，客源有限，那樣的話誰也發展不起來。真正旅游搞成規模的約有三四個村，其他村可以為旅游業發達的村提供勞動力、提供優質農產品，在這個過程中一起發展。

第三，一二三產業融合過程中，要讓小農戶搭上現代農業的快車，使他們分享到現代農業發展所帶來的紅利。可以采用大公司加農戶的形式，還可以發展產前、產后、產中的社會化服務，讓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要素有機結合。日本也有很多小農戶，但是小農戶把自己托管給農協，由農協負責把農產品送到超市、專賣店。小農戶本身就是從事一些簡單的農業活動，包括現在的機械化收割、良種的推廣、農業技術的推廣等社會化服務，都是外包完成。小農戶有時候只是在田頭拿著口袋灌糧食就可以了。在這個過程中不要拔苗助長，不要搞讓小農戶被流轉，或者被現代化，否則會適得其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