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個人主義”通常被認為是有害的。近年來，有一個十分流行的“精致利己主義”的概念，這個概念最早是錢理群教授提出來的，錢先生的這一說法是針對他所看到的目前高等院校的某些學生不擇手段，千方百計為自己謀求利益的行為而發的。錢先生說：“我們的一些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并且認為，這種人一旦掌握了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其實，錢先生所指責的那種極端利己，利用制度的缺陷為自己謀利的情況，并不是偶然現象，也不僅僅發生在高等院校的某些大學生身上。如果說這些就是個人主義的表現，2017年度，我們社會中的許多現象，如腐敗分子以權謀私，金融領域多有發生的造假上市，某些人利用資金與信息方面的優勢在證券市場操縱股票價格以牟利的行為，某些上市公司高管不信守諾言高位套現，與錢先生所指斥的高校里發生的那些現象在本質都是相同的，這些不良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歸咎于“個人主義”或者“利己主義”。當我們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文明建設、提高我們社會的公共生活質量的時候，我們需要正確看待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利己行為。

就個人與群體的關系而言，實際上存在著理解社會生活的兩個向度。一般說來，以個人為出發點來理解社會生活的是個體本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個人主義”，而以群體為出發點理解社會生活的便是群體本位，我們可以名之為“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極其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否認人類有組織的社會生活的價值，因此也不承認國家存在的合理性。而群體本位的極端表現形式則是“國家主義”，持國家主義觀念的人們強調國家的重要性，認為個人的一切都應該從屬于國家的目的。在無政府主義與國家主義這兩端之間，還有許許多多對個人和群體的重要性有著不同理解的思想流派，其中較為重要的是西方近代的自由主義和中國的傳統儒家。

有人認為，自由主義實際上是處于無政府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較為恰當的位置上，自由主義思想家重視個人的權利，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承認國家存在的合理性。其實，在個人與國家關系這一思想線索上，處于較為恰當的位置上的還有中國古代的儒家。就思維方式而言，儒家屬于群體本位，但儒家在強調“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同時，也承認民眾利益的合理性，認為統治者應該承擔起愛民、養民的道德義務，使民眾過上“衣食足而知榮辱”“養生喪死而無憾”的生活，而這種生活歸根結底還是要通過社會生活中的個人來說明的。在對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的理解方面，儒家倫理政治學說之所以能夠在兩漢以后兩千年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自由主義之所以在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得以流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在對于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的認識上都沒有走上極端，因此，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于增進人類社會生活的質量也都有所裨益。

同時，中國思想家在很早的時候就對人性利己的一面有深刻的認識，先秦法家如商鞅、韓非都認為人性是好利的。荀子認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可以說，就對人性的認識而言，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深刻程度不輸于西方近代思想家。

這里有必要回到前面說過的“精致的利己主義”的話題。錢理群先生對于某些人不道德的逐利行為的指責無疑是有道理的，不過隨后有些人將“精致的利己主義”與個人主義混為一談卻是錯誤的。在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地追求個人正當利益是可以的，因為一旦沒有了對個人正當利益的關注，即使說起來高尚無比的美德，如墨子所倡導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也不可能實現。總之，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問題上，我們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正確對待、處理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蘇格蘭]休謨著、關文運譯：《人性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責編/姜成    美編/王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