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擬。重歷史、重列祖列宗是中華民族得以永遠維系的根本原因。對民族歷史的自信，使中國五千年來幾度沉淪又幾度崛起，這是一個打不垮的、堅強的、生命力永恒的民族。

【關鍵詞】歷史學 歷史傳統 以史為鑒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崇善貶惡，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孔子周游列國，以道之不行而歸魯，乃述而不作，著《春秋》一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年體歷史，以記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二百四十四年魯國之歷史。孔子著《春秋》的根本目的不只是紀事，更在明鑒。正如郭沫若先生題吾年輕時所作《文姬歸漢》云：“圣人作春秋，辭難贊游夏，垂世千百年，褒貶亂賊怕。”郭老又提及史家之氣節：“我愿學齊史，筆削不肯假，生死皆以之，用報知己者。”這和文天祥《正氣歌》中所歌頌的史家崇高品德出于一轍：“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所以自《春秋》以后的歷史學家都遵循著這一崇善貶惡的原則，反是，則其史著不會流傳，這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歷史學家進一步將治史的根本原則予以陳明，如唐劉知幾《史通》云：“征求異說，采摭群言，明其真偽，反映時變，詳今略古。”劉知幾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對陋儒之“虛美諱飾”、不可征信之處，痛加鞭笞。其所撰史論一百一十八篇，可謂雄談闊論，于治史之方法論，樹立極則，為歷代史家所重。可與《史通》比美者，當數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規模巨大的編年通史，體例與《春秋》相類，而方法則是一以求實為宗。宋神宗以為“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該書詳記上起周威烈王（戰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五代）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間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

中國史學一般是后朝為前朝紀其本末，所謂隔代撰史。因為不涉本朝，則辨析公正，言史不偽。如房玄齡撰《晉書》、魏征撰《隋史》、歐陽修撰《新唐書》、《新五代史》等。最明顯之例，則是司馬光所撰《資治通鑒》只到公元959年。因趙匡胤于公元960年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歡宴罷節鎮，北宋建國，司馬光則戛然而止。這是史家一般遵循之道。在這一點上，孔子、司馬遷似乎有膽有識，孔子直寫到歿前三年之魯史，而司馬遷則一直寫到當朝漢武帝，頗有齊史、董狐之膽識。

中國史籍豐厚，史著類型多樣

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擬。而史著類型的多樣則是它豐富性的主要表現之一。歷史著作可大分為五類：一曰通史，前述之司馬光《資治通鑒》是也。二曰紀傳史，西漢司馬遷《史記》、東漢班固《漢書》、南朝宋范曄《后漢書》、西晉陳壽《三國志》是也。紀傳史又分有表志和無表志兩類，《史記》《漢書》《后漢書》為有表志者，《三國志》則無表志。有表志的內容隨歷史之衍進，也不斷擴大，如《漢書》有《食貨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后漢書》則更增黨錮、方術、列女、孝子。以上四部書習稱前四史。三曰紀年史，如孔子《春秋》、南宋呂祖謙《大事紀》。四曰斷代史，除前四史中《史記》而外，二十五史皆為斷代史（原為二十四史，1921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柯邵忞所著《新元史》列為正史，與舊有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五曰專史，如明末清初黃宗羲所著《明儒學案》。另有兩類可為史籍之輔：一曰野史，如《滿清野史》、《清稗類鈔》；二曰筆記，如南朝宋劉義慶之《世說新語》、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

有前述諸史矣，而中國知識分子之孜孜矻矻、朝斯夕斯的精神，又非它國可比。如孔子《春秋》既出，則有正其義者、詳其注者隨之，春秋末左丘明著《春秋左氏傳》，戰國時穀梁赤著《春秋穀梁傳》（初為口傳，成書于西漢），戰國時公羊高著《春秋公羊傳》（亦成書于西漢）。《春秋》三傳（《左氏傳》《穀梁傳》《公羊傳》）既出，歷代又有眾多博學鴻儒一而再、再而三詳為注疏，成為專門的學問。

中國人治史態度極為嚴謹

由于中國人特重歷史之真實性，可信性，因之歷代史官之設，亦為世界最早而綿延不曾中斷。史官之職司為：掌管史料、記載史事、撰寫史書，這傳統所從來遠矣，殷稱作冊，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秦漢稱太史令，掌管文史星歷，三國時魏置著作郎，北周稱著作上士，唐又以他管兼典史職，稱撰修、直管，宋、元、明、清稱修撰、編修、檢討，又元、明以后翰林學士兼任史事，故亦有太史之稱。清乾隆紀曉嵐主編之《四庫全書》所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可追溯至魏晉，彼時圖書目錄即按經、史、子、集分類，這在封建社會是一大創制，幾乎可以囊括所有學問。其中包括科技、建筑、方輿、天文、醫學，等等，不一而足。普天之下，沒有任何國家如此熱愛自己的文化，中國不愧為文化大國。

中國史家為一部書之良莠真偽，可以辨析千年以上。古、今文尚書之辨，便是一例。今文尚書為漢文帝時伏生授漢太常使晁錯者，伏生為秦博士，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伏生將《尚書》藏于墻壁。幾十年后打開，浸蝕蠧腐可想，伏生亦已九十余歲，目已昏花而記憶力驚人，囑晁錯補之，此書原為小篆，而漢時已用隸書，晁錯乃以漢隸抄錄，稱今文尚書。伏生記憶的誤差是肯定有的。漢武帝時魯恭王毀壞孔子住宅，于壁中得古文尚書，以鳥蟲篆（即大篆之前之書體）著寫，西漢孔安國曾整理過，并為之序。西晉永嘉之亂，今、古文《尚書》俱佚。至東晉之世，梅頤獻有孔安國序之《尚書》，一時學界震驚，后人考之為偽。然偽書必有真、偽參雜，不可一概否定。其間有大經學家如劉歆為政治之目的插入偽文是極可能的事。清有陳喬樅者，廣搜西漢以來馬融、鄭玄、以至諸子之說，詳加考校，乃使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重見天日，堪稱史學奇跡。這部《今文尚書經說考》，清阮元評價甚高，以為陳喬樅“析前人所未析”，其內容廣博翔實，后來之辨析者，很難超越此書。

從《尚書》之命運，我們深深感到中國人治史態度的嚴謹。中國史的準確紀年自公元前841年始。此年國人因周厲王暴虐而起義，共伯和攝行政事，天下歸心。自此以后，中國歷史紀年從未曾斷。當今博儒李學勤等據考古學資料，將準確紀年又向前推移。這將是一項極具歷史意義的偉大工程。中國歷史紀年的這種準確性和悠久性，是世界歷史學上的奇跡。同樣是文明古國的印度，如雅利安之入侵印度，有云為公元前一千二百年者，亦有史家稱前二千年者，前后誤差達八百年，不亦過乎？這在中國史學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中國史家不會將傳說時期如三皇五帝的歷史紀年，具體到某確切年代，所以也不會發生印度史的如此疏漏。

重歷史、重列祖列宗是中華民族得以永遠維系的根本原因。對民族歷史的自信，使中國五千年來幾度沉淪又幾度崛起，這是一個打不垮的、堅強的、生命力永恒的民族。上世紀英國大哲湯因比（《歷史研究》作者）說：“如果有輪回，我愿來世變為一只印度的鳥；如果必須變為人，我愿變為一個中國人。”這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作者為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院長）

【參考文獻】

①[英]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強譯：《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責編/周素麗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