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寫過一本名為《全球化及其不滿情緒》的小書，描述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改革越來越強烈的反抗情緒。這個情況似乎有點莫名其妙：發展中國家人民被告知全球化能提高整體福祉。那為什么又會有這么多人對它如此仇視呢？

如今，數以千萬計的發達國家人民，也加入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反全球化隊伍。民意調查，包括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和他在羅斯福研究所的同僚的詳細研究，顯示貿易是一大部分美國人不滿情緒的主要原因之一。類似的觀點在歐洲也顯而易見。

為什么一個我們的政治領袖及許多經濟學家聲稱會讓所有人過得更好的事情，會遭到如此唾罵？

從鼓吹這些政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那里偶爾能聽到的一個答案，是人們其實已經過得更好了，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而已。因此，處理他們的不滿情緒應該是精神科醫生而不是經濟學家的事。

但收入數據顯示，該接受治療的是那些新自由主義者。發達國家大部分人的生活未能獲得改善：美國位于金字塔下層的90%民眾的收入，已經停滯了三分之一個世紀之久。全職男性工人的真實（去除通脹因素后）中位數收入，相對于42年前其實更低。在社會底層，實際工資基本維持在60年前的水平。

許多美國人在經濟上的痛苦和迷茫甚至反映在健康數據上。經濟學家凱斯（Anne Case）和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的研究就顯示，一些階層的美國白人預期壽命有所下降。

歐洲的情況要好一點，但也只是稍好一點而已。

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的新書《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新手段》以收入為標準，研究了從1988年至2008年這20年間的贏家和輸家，為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見解。大贏家中既有全球最頂尖的1%富豪，也包括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層；而大輸家是那些得到很少甚至一無所獲的人，包括發達國家的底層貧民和中產工薪階層。全球化不是造成此狀況的唯一原因，但無疑是原因之一。

根據完美市場的假設（這也是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分析的基礎），自由貿易會將世界各地低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拉平，貨品貿易替代了勞動者的流動，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需要大量非技術工人來生產，這減少了歐美地區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

這種力量非常強大，以致如果沒有運輸成本，如果美國和歐洲沒有類似科技這樣的其他競爭優勢來源，最終就等同于中國工人持續向美國和歐洲遷移，直到完全抹平兩地的工資差別。不出意外，新自由主義者向來絕口不提自由化的這一后果，他們聲稱，或者說是撒謊，直言所有人都會受益。

由于全球化無法幫助主流政治人物兌現他們的承諾，因此必定會讓公眾對“體制”的信任和信心有所動搖。而政府一方面慷慨救助那些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銀行，另一方面卻讓一般居民自生自滅，使得人們更加堅信，這次崩盤不僅僅是經濟誤判的問題。

在美國，國會里的共和黨人甚至反對為那些直接遭受全球化傷害的人提供援助。此外，新自由主義者也反對推行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他們擔心這會影響激勵機制。

但魚與熊掌無法兼得：如果全球化要讓社會大多數人受益，有力的社會保護措施就必不可少。北歐人早就想通這點：對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開放，是維持一個開放社會的社會契約的一部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者卻沒有，因此如今美國和歐洲在選舉中就遭到了報應。

當然，全球化只是當前形勢的一部分，技術創新則是另一部分。所有的這些開放性和破壞性本應讓我們更加富有，先進國家也應該推出政策，以確保這些好處能被廣泛分享。

相反的，它們實行一些增加不平等，且破壞整體經濟表現的政策來重新塑造市場。增長實際上放緩了，因為游戲規則被改寫，以讓本已有錢有勢的銀行和大型企業得利，其他人的利益則被犧牲了，工人的議價能力被削弱；至少在美國，保護競爭的法案跟不上時代了，現行法律也沒能有效地執行，金融化繼續快速推進，公司治理卻不斷惡化。

現在，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改寫美國經濟的規則》一書中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再次修改游戲規則，包括抑制全球化的措施。總統奧巴馬一直在推動的兩個新的大型協議——美國和11個太平洋沿岸國家之間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及歐盟和美國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都是在朝錯誤的方向邁進。

《全球化及其不滿情緒》所傳達的主要信息，是問題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如何處理這一進程。不幸的是，管控手段并沒未改變。在我那本小書出版15年后，新的不滿情緒終于將這一信息，傳到了發達經濟體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