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江經濟帶建設是新時期我國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之一，是我國各城市從爭奪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關系為主逐漸走向產業聯動發展的合作關系為主的重要標志之一，長江經濟帶內城市協同發展能力直接關系到建設目標的實現。為此，我們在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以及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增長極理論、城市流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城市協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借助面板數據和SPSS、ArcGIS等軟件，對長江經濟帶內11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城市協同發展能力進行了計算和分析，并提出了促進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長江經濟帶  城市  城市組團  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9.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2.005

協同發展是指區域內不同城市之間突破行政界線，開展多種互利合作的過程。協同發展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區域內部各要素間的協同，即通過強化區域內經濟、社會、技術、文化和生態等子系統的相互關系，促進區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二是通過區域內不同城市間的協同，實現不同城市之間要素優化配置、職能合理分工，達到促進區域整體競爭力和提升對外影響力的目標。協同發展具有獨立性、整體性、相對性和過程性的特征。首先，協同發展獨立于區域內城市自身的發展——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外向度很低的城市對區域整體的發展并沒有強大的帶動和促進作用。其次，協同發展是不同城市和不同要素的整體發展，強調城市間的網絡聯系和要素間的全面協調，強調發揮區域內不同城市的比較優勢，縮小城市間發展水平的差距，加強區域之間的功能聯系和要素流通。再次，協同發展是相對于城市自身自給自足和城市之間相互競爭的一種新型發展方式。對協同發展水平的衡量，有賴于與區域自身過去的發展模式以及當前發展較好的區域之間的對比。最后，協同發展是一個不斷持續漸進的過程，而非終極的發展狀態。

長江作為中國第一大河和世界內河貨運量排名第一的黃金水道，自東向西連接著沿海和內陸，覆蓋了超過1/5的國土，容納了約6億人口。據國家統計局2013年數據，11個長江經濟帶覆蓋省市（上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等9個省份和2個直轄市）的GDP總量接近26萬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41.2%。以前學者們對長江經濟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項目投資、黃金水道建設、東中西差異等方面。然而，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上升，原有各城市單打獨斗、相互競爭為主的方式難以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新目標。2014年9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以沿江綜合運輸大通道為支撐，促進上中下游要素合理流動、產業分工協作……立足長江上中下游地區的比較優勢，統籌人口分布、經濟布局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揮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輻射引領作用，促進中上游地區有序承接產業轉移，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發內生發展活力，使長江經濟帶成為推動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示范帶”。因此，分析長江經濟帶內各城市的協同發展能力，明確合作伙伴，制定促進協同發展的政策措施也就成為當前必須解決的問題。

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的背景

我國正處在國際形勢深刻變化和國內發展方式發生轉型的重要時期。一方面，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一國內部城市之間協同能力和水平的競爭。另一方面，不同城市之間的聯動發展能力和水平成為決定我國新常態下實現轉型發展、高效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協同發展成為當今時代潮流。放眼全球，區域間技術創新合作和產業互動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路徑。通過區域內城市之間彼此開放、密切合作，在更大空間范圍內對資源要素進行優化配置，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因此，國際研究機構、企業、評估機構等十分重視城市間協同能力及協同水平評估與分析，關注城市的綜合服務能力。如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發布的全球化城市指數（GCI）以及日本森紀念財團的全球城市實力指數（GPCI）都將綜合經濟、科技研發、人力、信息、政策、環境等作為衡量城市綜合服務能力的主要指標；道瓊斯指數公司發布的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以及倫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則以區域金融經濟為出發點，將人才、商業環境、市場發展、產業支撐、基礎設施服務、服務水平等作為城市經濟服務能力的主要考量標準；麥肯錫公司的中國城市群分析報告直接提出將經濟聯系、商業活動等作為衡量城市間及城市集群一體化的重要因素。

協同發展是實現我國轉型發展的戰略選擇。不同城市之間在資本、人員、產業、技術等方面交流與合作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推動區域協同發展已經成為目前學術界和政策部門的共識。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美國巴克內爾大學合作，從全球城市競爭力視角出發，從質量導向、集聚經濟因素入手，對城市間競爭因素進行分析；2015年發布的《京津冀發展報告》指出，京津冀應該通過思想創新、技術創新、產業經濟創新、制度創新、管理模式創新，來推進區域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的協同發展同樣是新時期我國轉型發展的重要戰略發展方向。2014年9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長江經濟帶要建立綜合立體交通走廊，通過創新驅動來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創新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形成市場體系統一開放、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生態環境聯防聯治、流域管理統籌協調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2015年6月發布的《關于建設長江經濟帶國家級轉型升級示范開發區的實施意見》再一次明確要求長江經濟帶各省市承接國際、沿海地區產業轉移，要求通過產城融合、建設科技引領示范開發區等方式，實現更高水平的協同發展。

協同發展是長江經濟帶自身發展的需要。長江經濟帶內存在過度競爭和區域互動不足的問題，產業趨同現象突出，跨界經濟合作嚴重不足，經濟帶內各市政府在產業招商、市場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中出現互設藩籬、重復建設等現象。長江經濟帶內環境污染物跨界轉移量大面廣，長江口海域已成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海域之一，嚴重影響了區域產業整體實力提升。此外，長江經濟帶的協調機制有待完善，目前缺乏對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水平的系統評價。從現有長江經濟帶協調機制來看，盡管建立了城市經濟協調會，簽訂了環境聯防聯治協議，做出了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安排，但現有協調機制過于松散，缺乏規則和更高層面的統籌協調，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能力評價的科學基礎與方法

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和增長極理論是分析城市間協同發展能力的重要理論基礎。英國牛津大學Philipps Cooks創立的區域創新系統理論重視區域內各要素的協同，法國經濟學家Francois Perroux創立的增長極理論強調不同層級區域或城市之間的協同。這兩種合作方式正是長江經濟帶城市間協調的重要方式。

本著科學性與可操作性、前瞻性與現實性、通用性與本地性相結合的原則，在借鑒全球城市、國家中心城市、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等國內外相關研究與應用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構建了包括綜合經濟能力、科技創新能力、交通信息交流能力的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其中，綜合經濟能力是城市對外聯系和控制力的基礎，包括GDP、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制造業500強總部數量、銀行總行支行數量、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等5個指標，主要涉及工業、商業、金融業、FDI等外向關聯較強的部門。科技創新能力是影響城市對外輻射能力的重要因子，包括財政科技支出、985/211大學數量、專利授權量、從事科技活動人員數量等4個指標；交通信息交流能力主要反映區域內要素的流通和信息交流強度，是促進區域整合、強化區域分工的重要保障，包括機場客貨運量、鐵路客貨運量、互聯網普及率三個指標（表1）。

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城市統計公報以及相關機構公開發布的數據。筆者對每個指標進行無量綱轉換（將最大值城市分設為100，其他城市得分參照最高城市得分進行轉換）后取均值得到總的協同發展指數。為了減少個別年份數據波動造成的偏差，采用了2011~2013年三年平均值進行計算（表2）。從計算結果來看，長江經濟帶的協同發展能力指數分布基本符合Zipf規模位序分布規律，得分指數與其排序的擬合優度達到了89%，計算結果可信（圖1）。

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能力評價

城市之間協同發展能力整體水平不高。計算結果顯示，上海、蘇州、武漢、杭州、成都、重慶、南京、寧波、無錫、長沙等排名前十名城市的協同水平與后面的城市差距很大，僅有10座城市協同發展指數大于20，將近一半的城市協同發展指數都低于5，表明總體協同發展水平不高，而且協同發展水平內部空間差異巨大，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上海在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中處于龍頭地位；中部的武漢、長沙和南昌相對獨立，有待形成合力；昆明未來有望成為繼成都、重慶后西部的又一個增長極。

城市組團式發展格局初現。從空間分布來看，長江經濟帶基本形成了三大一級城市組團和八大二級城市組團。一級城市組團是：長江下游城市組團、長江中游城市組團和長江上游城市組團。二級城市組團是：大上海城市組團、徐州城市組團、皖南城市組團、武漢城市組團、南昌城市組團、長沙城市組團、成渝城市組團、貴昆城市組團。

大上海城市組團包括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等城市，其發展水平、協同發展指數最高，內部20個城市排名均在50名之內。分領域來看，其綜合經濟、科技創新協同發展優勢十分明顯；蘇皖北部城市組團包括徐州、淮北、宿遷、淮安等城市，其協同發展指數平均排名為51位，最高排名是第19名徐州市，最低排名是第99名亳州市，城市組團內部各城市間差異較大。分領域來看，其綜合經濟協同發展得分較高，而科技創新、通信交流領域的協同發展水平較低；皖南城市組團包括合肥、淮南、安慶、蕪湖、馬鞍山等城市，其協同發展指數平均排名為58位，城市組團內部各城市間的差異也比較大。分領域來看，其在綜合經濟、科技創新、通信交流三大領域的協同發展水平均為一般。

武漢城市組團包括武漢、黃石、荊州、孝感、鄂州等城市，其協同發展指數平均排名為52位，武漢得分較高，而其他城市得分較為接近。分領域來看，武漢城市組團科技創新、通信交流的協同發展水平較高，綜合經濟協同水平較低；南昌城市組團包括南昌、贛州、九江、撫州、景德鎮等市，其協同發展指數平均排名為55位。分領域來看，南昌城市組團在綜合經濟、通信交流方面表現較好，但科技創新協同水平極低；長沙城市組團包括長沙、株洲、岳陽、婁底、湘潭等市，其協同發展指數平均排名為57位。內部差異不大，除長沙等個別城市外，城市協同排名集中于50到80位。分領域來看，科技創新協同水平較高，而綜合經濟、通信交流協同表現一般。

成渝城市組團包括成都、重慶、綿陽、宜賓、德陽等市，其協同發展指數平均排名為74位，內部差異極大。成都、重慶兩大城市構成雙核，協同指數排在第5、6位，但其他城市排名均在50名開外，其中100名之后的占了4個。分領域來看，成渝城市組團的綜合經濟、科技創新、通信交流的協同發展較為均衡；貴昆城市組團包括貴陽、昆明、遵義、玉溪、麗江等市，除昆明、貴陽協同水平較高外，其他城市協同發展水平很低——協同發展指數平均排名為81位，100名之外的城市占了7個。分領域來看，貴昆城市組團的通信交流協同水平比綜合經濟、科技創新的協同水平要高。

促進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的對策建議

為了提升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水平，提升城市競爭力，應該開展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

設立長江經濟帶建設委員會。中央政府牽頭，在與長江經濟帶9省2市政府充分協商的基礎上，組建長江經濟帶建設委員會，下設秘書處。委員會主要負責組織編制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方案、確定經濟帶階段性工作計劃和合作重點、定期組織長江發展論壇、制訂經濟帶一體化政策、代表經濟帶開展對外合作、協調處理經濟帶各省市合作中遇到的問題。

重視城市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制定前瞻性科學方案。在對長江經濟帶內長三角、長江中游、成渝等三大城市群之間跨界合作的門檻條件、現實瓶頸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完成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長江經濟帶對內相互開放的頂層設計方案，制定合作共贏的聯動機制、戰略步驟、行動方案。在國家級城市群內部注意發揮增長極的輻射帶動作用。

創新跨界合作機制。借鑒歐盟一體化經驗，發揮中國（上海）自貿區作用，盡快完成從傳統政府直接主導一體化建設到政府引導、社會組織主導一體化行動的轉變，實現與國際先進水平的接軌。

構建城市協同發展的公共服務平臺。引入更多環境保護的市場工具。借助上海崇明世界級生態島建設經驗，在環保部統籌協調以及UNEP等組織協調下，建立具有國際水準的監測網絡，在探索并實施跨界生態補償的同時，充分發揮碳交易市場作用（上海、重慶、武漢、北京、天津、廣東、深圳），建立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的推進機制，挖掘年超千億元產業潛力。

建設依托長江黃金水道的交通網絡系統。建設綜合立體交通走廊。根據協同系統思想，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潛能，實現陸上絲綢之路（武漢、重慶、上海與隴海線的銜接）、海上絲綢之路（上海港）的對接，推進泛亞鐵路（云南玉溪到蒙自鐵路）建設計劃。對長江經濟帶江海聯運、干支線直達和鐵水、空鐵、公水等多種聯運方式進行科學分析、預測與設計?？傮w上，重慶應定位為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接中心，武漢定位為長航控制中心，上海定位為江海聯運中心。需要防止新諸侯管治格局，防止交通設施重復、過度超前建設造成的浪費，借助市場力量，實現各種運輸方式高效銜接的新體系。

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推進多規合一，開展全域發展規劃。與“一帶一路”戰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等國家重大戰略對接，推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方案的銜接。推進區域人才、資本、信息流網絡建設。提升核心城市對臨近城市、城市對臨近鄉鎮的高端服務能力和水平，促進各區域主體在產業、人口、生態等方面的互動交流。

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促進長江經濟帶內各城市的相互開放。逐步制定符合時代趨勢、服務國家長遠發展目標的長江經濟帶內人員、企業“市民化待遇”政策，破除城市之間協同發展的政策性障礙。探索發揮市場主體作用的區域發展政策體系。逐步建立長江經濟帶內要素市場跨界流動、流通監管、綜合服務一體化的政策體系，努力將長江經濟帶打造成我國城市群之間、城市之間、城鄉之間協同發展的實驗基地和示范區。

責 編 / 馬冰瑩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Zeng Gang  Wang Fenglong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and marks the gradual shift away from the former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Chinese citie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wards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hat the cities develop their industries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The capability of the cities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o coordinate their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this Belt strategy. For this, 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to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growth pole theory, and urban flow model, we established the urba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apac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sed panel data and SPSS and ArcGIS to compute and analy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110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provided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ities, urban agglomer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曾剛，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區域經濟學二級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技術創新與區域創新系統、地方企業網絡與產業集群、生態文明與區域發展模式。主要著作有《集群創新與高新區轉型》《科技中介與技術擴散研究》等。王豐龍，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