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新一輪政治動蕩已經持續三個月。從1月13日開始，反對派更以占領曼谷、逼迫政府停擺的方式力壓英拉政府辭職，并在外府阻撓選舉工作。支持政府的“紅衫軍”針鋒相對，也在曼谷多地示威。截至27日，軍方一直保持中立態度。泰國政治亂局發展到今天，他信雖然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但這絕非“個人改變了歷史”。如果做更深入的分析，“反他信”與“挺他信”的矛盾只是表面現象，泰國政治亂局有其深刻而獨特的根本原因。

其一是階層利益的根本對立。反他信陣營是以地方政客、政商集團、官僚和部分城市中產階級為主的精英階層，他們是泰國傳統精英政治結構的支柱；“挺他信”陣營則是以東北部農民為主的草根階層，他們追求更加平衡與公平的“全民型”政治結構。前者是泰國傳統精英政治體制的受益者，而后者則把他信執政期間所推行的政策視為其利益的代表。

盡管上世紀60年代以來泰國經濟發展很快，被譽為東亞“四小虎”之一，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且貧困率顯著下降。但在傳統精英政治體制下，泰國長期推行“重城市、輕農村”的國內經濟政策，農民階層無法分享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紅利，導致國內貧富、城鄉和地區差距日益懸殊，近二三十年來基尼系數長期維持在0.5左右。同時在政治上農民階層也被長期摒棄在精英政治體制之外，既沒有任何政治話語權，也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和訴求，占泰國人口近70%的農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由此，他信提出了旨在切實改變農民階層生活水平，同時有效提高其生產能力的“草根政策”，最終目的是打破泰國農村的自然經濟現狀、開辟農村市場經濟，讓農民廣泛融入城市化進程，從根本上消除城鄉差距、緩和利益分配失衡帶來的國內矛盾。

他信的政策贏得了農民的積極支持和堅決擁護，更為他及其所代表的新資本集團贏得了取之不盡的政治資源。2005年，他信領導的泰愛泰黨擁有黨員1408萬人，超過泰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并在2001年和2005年兩次贏得大選，成為泰國歷史上第一個單獨組閣的政黨，國會議席比例高達75.4%。同時，他信的政策也導致了泰國政治力量結構的質變，農民為主的草根階層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真正走上政治舞臺。

草根階層的經濟利益訴求和政治力量的崛起，勢必給精英階層的政治經濟既得利益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他信改革的成本，實際上也主要被轉嫁到了精英階層身上，因而引起其更大的不滿。

其二是政治力量結構的失衡。為遏制軍人集團對政治的染指和地方政客的濫權，泰國制定了《1997年憲法》，規定國會為上下兩院，均由直選產生。這樣的制度改革尤其是選舉制度改革十分有利于大黨的發展，因而打破了傳統精英政治的力量結構，給他信為首的新資本集團創造了政治崛起的機遇。

該集團先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實現了經濟崛起，主要依靠資本或產業密集型的新興產業起家。因此，他們雖與傳統政治精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在產業范圍、融資渠道和經營理念上都有著明顯差別，其經濟利益使其需要一個消除城鄉鴻溝的全國統一市場，因而其政治思維相對更加具有脫離傳統的離心力。

憑借雄厚的資本支持、“草根政策”帶來的大量農民選票、《1997年憲法》的制度利好，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后經濟低迷的泰國期盼他信這樣經濟強人的領導，他信集團占盡天時地利人和，力量迅速擴張。不但成為泰國歷史上第一個“一黨獨大”的政黨，而且謀求利用其巨大的資本力量對其他獨立機構進行滲透，擴大內閣和總理的權力，再加上他信自身強人式的執政作風和激進的改革方式，徹底打破了傳統精英政治的權力結構。所以2006年“反他信”力量聯合起來發動政變將其推翻，并在其后的八年中通過各種方式全力壓制他信集團力量的抬頭。

然而，由于農民政治參與意識的高漲及其作為獨立政治力量的興起，泰國絕不可能再回到傳統精英政治結構下的平衡。

其三是民主憲政體制的缺陷。傳統精英政治下各派勢力之所以能夠保持平衡，是因為泰國垂直庇護制度、政商關系以及泰王至高無上的號召力等傳統社會和政治因素的調節作用。但是，在新資本集團和農民等新的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崛起后，泰國現行政治體制卻沒有機制和能力在其與傳統力量之間進行協調。換句話說，在協調各派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方面，泰國現有的民主憲政體制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證，唯一可以憑借的協調力量就是泰王的權威。因此，在利益訴求根本對立的情況下，執政者和反對派之間是一種完全的“零和游戲”，不可能通過憲政體制內的渠道進行協商，更不可能相互妥協和讓步。他們實現訴求的唯一方式就只能是街頭政治或軍事政變等體制外的手段。

因此，從歷史角度來看，泰國近年來周而復始的政治動蕩是其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但是，這種動蕩帶來的政治和經濟損失過于巨大，而且會影響地區的穩定和繁榮，讓泰國可能錯失進一步快速發展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