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今后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極為重要的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這一表述不僅表明了新一屆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決心，也預示著在接下來的改革中，政府職能將進一步在轉變中提高服務功能，簡政放權將成為下一輪政府改革的主旋律。

減政府權力擴大市場權力在我國，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雖然在不斷深化，但市場始終沒有擺脫政府的控制，政府始終起著主導和決定作用。在這樣的認識之下，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范圍、調節的力度以及配置資源的有效性都大打折扣了。

正如習總書記在向全會所作的說明中指出的，“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

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必須保證市場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杠桿作用，減少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調控權，擴大市場經濟的自主權，讓經濟運行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去發展。

減政府競爭擴大企業競爭鄭京平提出，我國的發展模式是“地方政府間競爭發展模式”，即省際政府之間、市（地級）際政府之間、縣際政府之間、鄉際政府之間相互競爭的發展模式。我們認為這一發展模式存在缺陷：一是市場競爭行為導致的負外部性的監管主體缺位或大大弱化。按照經濟學原理，市場競爭過程中，企業或個人生產經營行為而產生的負外部性應該受到嚴格的監管和約束。如：企業的排污要嚴格限制及治理；企業對資源破壞性的開采要嚴格限制及懲罰；企業對勞工要有必要的保護，等等。而負外部性監管的主體主要是政府，輔助之以非政府組織和民眾。一旦政府成為競爭的主體，市場競爭負外部性監管的主體就無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再加上中國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的話語權往往較弱，甚至受制于政府部門，市場競爭負外部性的監管就變得異常困難。更有甚者，某些時候、某些縣級政府自身就淪為了負外部性問題的制造者，更奢談監管了。二是抑制了市場的正常競爭。如，為了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而采取的地區保護主義措施（地方政府用紅頭文件推銷本地酒、本地煙、本地水泥等做法時常發生）。為了保護地方經濟，跨地區的經濟案件都爭著在本地審理，以在利于本地公司或本地經濟，結果同一起經濟案件，不同地區法院判罰大相徑庭，等等。公安、司法等公器演變成了地區競爭的手段。因此，深化體制改革，確立企業主體地位。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指從事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通過滿足社會需要獲取利益，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制度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市場經濟中的企業的特征是：獨立自主性，就是說市場條件下企業能夠自主經營、自我發展、自我改造、自我調整；自負盈虧性，企業要對自己的盈虧負完全的責任，用自己的收入彌補支出，入不敷出到一定程度就要破產；市場導向性，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以市場為中心，圍繞市場這個軸心運行。企業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金、技術等主要從市場上獲得，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根據市場需要進行安排和決定。市場的銷售狀況直接決定企業生產經營的好壞，企業按市場競爭法則優勝劣汰。

減政府管制擴大政府服務政府加快職能轉變就是要從過去的管理型政府向現在的服務型政府轉變，就是要向市場交權。把阻礙社會發展各種管理制度、收費項目、罰款條例進行全面清理并全部取消，把權力還給市場；把制約社會進步的各種法規、規章、辦法進行全面清理并逐步規范，把權力交給市場；把過去眾多的審批手續、行政許可、部門規定進行全面清理并逐一歸并，減少“關卡”，打通“腸梗阻”，炸開“堰塞湖”，把權力賦予市場。為此，政府職能將發生根本性改變。

由原來微觀經濟管理與調控轉向宏觀經濟管理與調控。與此相適應由原來的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由原來的單一行政手段轉向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

由原來管企業轉向管市場。與此相適應由原來主要管國有企業轉向積極引導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以及各種非公有制企業，平等參與市場競爭，提供各種服務和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

由原來人治性計劃經濟管理轉向法制經濟，主要以法律來引導與規范、約束與管理市場經濟，實現依法行政，依法辦事。

由對經濟生活實行全面的直接干預和高度封閉性管理轉向全方位開放，實現與國際經濟、國際市場互接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