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戰略決策，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將迎來難得的機遇。

近些年來，我國科學技術獲得了迅猛發展，成果豐碩，但科學研究和科研管理領域問題凸顯。原始創新能力不強、原創性成果不多的問題仍未根本改觀，迄今尚未有中國大陸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中國科學家被SCI數據庫收錄的論文總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總被引用次數仍較落后，篇均被引次數與世界平均水平尚有較大差距，抄襲、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時有發生，非法挪用和貪污科研經費事件屢遭曝光，等等，這些問題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討論。盡管導致問題產生的原因復雜，但科研體制機制不協調不完善無疑是根本性原因之一。深化改革是清除體制機制障礙的強大動力，現已成為基本的社會共識，全社會呼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聲音空前強烈。

我國歷來高度重視科技體制改革，從新中國成立初效仿蘇聯建立科技計劃管理體制開始，在不同歷史時期，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和要求，先后著力從技術成果轉化、組織結構、資助方式等方面進行改革，這些改革理念和經驗集中體現在中央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意見（決定）、國家科技中長期發展計劃（規劃）和相關科技法律法規中。經過不斷改革實踐和理論探討，各方對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方向、方法以及當前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有了更全面和清晰的認識：以往改革主要著力于微觀層面的體制機制改革，較少觸及宏觀層面，今后需在不斷完善微觀體制機制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宏觀體制機制改革，改革的重點轉移到政府科技管理理念、模式、職能及組織機構變革上，這將是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

僅有共識和經驗還不夠，改革還需要有堅實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有較大提高。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不斷增加。據統計，我國2012年全年研發經費支出10240億元，比上年增長17.9%，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97%。經濟實力和研發經費的增加為科技體制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提供了更大的進退騰挪空間。

還應看到，科技體制改革不是孤立進行的，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科技管理職能轉變，這不僅涉及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在更深層次上涉及政府行政體制改革。以往歷次科技體制改革的發動及改革中遇到的阻力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行政體制改革相關。黨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全面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以預想，隨著國家治理體系的不斷改革完善，勢必將從行政體制層面為科技體制改革掃清不少體制障礙，提供更大改革空間。

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創新不是可有可無的業余活動，而是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因素，要促進科技創新，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科技創新活力是本質要求。因此，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任務越重，對于科技創新的需要越強，對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美國能夠在二戰后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科技和經濟中心，與其適時改革科技管理體制密切相關，先進的科技管理體制機制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基礎和條件。

最后，現代科技活動方式正從傳統的“學院科學”轉向“后學院科學”：科技進步的動力從單驅動力（興趣）轉向雙驅動力（興趣和社會需求）；科技活動參與主體從科學共同體擴展到政府、企業、科學共同體和公眾等多元主體；科技活動的目的也不再單純“求真”（發現科學真理），還要“求善”（創造社會價值）；各參與主體的地位和作用也發生很大變化，政府不再是科技活動的“旁觀者”和“守夜人”，而變成了“當事人”和“掌控者”，企業和公眾也都在更深更廣層次上參與科技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科學自治和科學統治管理模式都難以為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符合現代科技知識生產方式的宏觀管理體制是科技新時代提出的必然要求。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科技體制改革正面臨難得機遇，必須抓住機遇，順勢而為，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掃除阻礙科技進步的體制機制障礙，為實現中國科技騰飛奠定良好制度基礎；反之，如若貽誤改革良機，不但以往積弊難以根治，還會由于科技體制與科技發展的不協調導致更多問題，付出更大改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