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歷來是大國戰略博弈的重點區域。2010年底以來，示威風暴席卷了整個西亞北非地區。它發端于突尼斯，迅速蔓延到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和伊朗等多個國家。有些國家發生了政權更迭，有的國家危機重重，整個地區局勢持續動蕩。這種劇變被一些西方政客稱之為“阿拉伯之春”。

中東變局的根源、特點和實質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劉友法分析指出，引發中東變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經濟原因；既有國際原因，也有國內原因。歸根結底，國內原因是主要原因：經濟發展嚴重滯后成為引發區域內各國動蕩的首要因素，國家發展戰略有悖于國情，老人政治的必然結果，政治體制腐敗所致。

美國布蘭代斯大學伊斯蘭和中東問題教授、伊拉克流亡活動家卡納安安馬基亞認為，2003年美軍攻陷巴格達令薩達姆倒臺，與2011年阿拉伯獨裁者接連被推翻存在緊密聯系。當年的伊拉克戰爭只是當前中東事態的預演。與伊拉克人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后做法一樣，今天年輕的革命者同樣把反抗獨裁者作為政治上的優先重點。推翻第一個阿拉伯獨裁者薩達姆的行動為阿拉伯青年創造了條件。

俄羅斯科學院的專家估計，被稱為“阿拉伯之春”大變局階段是西方各國“重繪大中東版圖”野心勃勃計劃的一部分。這十分清楚地體現于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志》公布的“彼得斯地圖”（MapPeters）。查看這副地圖不難看出其繪制者的構想：俄羅斯和中國將被擠出地中海和中東；俄羅斯將脫離南高加索和中亞，而中國將失去具有戰略意義的能源供應。“大中東計劃”將使世界這一重要地域的許多國家徹底失去和平發展與穩定的前景。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撰文說，西亞北非呈現的是“文明沖突”而非“阿拉伯之春”。戰略家安東尼尼H 科德斯曼的說法很可能是正確的。他說：現在我們最好說“阿拉伯十年”或者“阿拉伯的1/4世紀”：各國內部和地區不穩定的一段漫長時期，在此期間，圍繞伊斯蘭及各個阿拉伯國家未來的紛爭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場“文明內的沖突”。至于它的結局：有待決定。

美國芝加哥大學學者和華盛頓大學學者在合寫文章中說，西亞北非局勢變化說明民主過渡是個持久過程。對于所有的革命而言，要保持邁向民主的軌跡，需要民眾不斷向有能力綁架民主抱負的力量施加壓力。這意味著那些發生變革國家的街頭抗議還遠未結束。從長遠看，這種動蕩也許會以民主的形式獲得回報。

越南方面認為，“阿拉伯之春”的本質是社會“革命”，也是后蘇維埃時期“顏色革命”的變種，其目的是為了顛覆執政的政治制度，以建立一種新政治制度。但是，這場社會“革命”被外部一些勢力利用，服務于其地緣政治目的。這場“革命”給地區和世界政治安全帶來許多危機和挑戰。分析家們預測，這場“革命”將不會止于北非和中東各國。

中東變局的結果、影響和前景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將中東變局的結果概括為“亂而不治”。西亞北非國家政治體制確實在轉型，但“阿拉伯之春”并未帶來西方所希望的變化。地區動蕩在持續，極端勢力在擴展，恐怖活動在增加，深層次矛盾在發酵，經濟狀況在惡化。敘利亞局勢久拖不決，伊斯蘭勢力進一步崛起，以色列安全環境惡化，伊核談判無實質進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者沈雅梅指出，西亞北非形勢劇變是該地區自“9 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以來最重大的歷史性變革。它不僅劇烈改寫了地區的地緣架構和政治安全關系，還對美國、歐洲、俄羅斯等域外大國的中東政策提出重大挑戰，其戰略影響將持續醞釀、發酵并進一步釋放出來。具體表現在：地區地緣版圖被改寫，地區國家間關系調整，熱點問題擴散，大國博弈加劇。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祖貴研究員認為，始于2010年底的中東大變局無論從所波及的橫跨西亞和北非的廣闊地域范圍，還是從所沖擊的近5億人的龐大人口規模，抑或從它對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造成的深遠戰略影響，均堪稱冷戰結束以來世界范圍內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變動。截至2012年10月，這場大變局已經產生四個重要結果：四個國家的政權以三種模式被更替，以變革求穩定成為地區主要政治潮流，伊斯蘭主義力量政治地位和影響力迅速崛起，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地區主導地位明顯上升。展望未來，這場變局有三種傾向值得關注：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可能以獨有的模式發生更替，伊朗問題加快醞釀重大變化，多國重建和變革進程可能遭遇曲折跌宕。

英國倫敦都市大學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克姍?法爾曼法馬揚指出，在一系列重大變革之后，中東地緣政治正在迅速重組。目前，該地區形成五個“新月帶”：伊朗為首的“什葉派新月帶”、沙特領導的“遜尼派新月地帶”、以色列主導的“東地中海新月帶”、埃及為首的“新溫和派新月地帶”以及“大庫爾斯坦新月地帶”。中東五大勢力之間的矛盾將引發全球新冷戰。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夫奈認為，從西亞北非亂局可以看出信息革命的政治影響。它正在從根本上改變 21世紀權力的性質，世界政治已不再僅是政府的領域。信息的傳播意味著非官方的網絡正在削弱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政府掌控議程的能力正在削弱。但也不應過度解讀技術對政治影響，最終決定一切的仍是實力。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美國的中東策略需要將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面對西亞北非局勢，現實主義者從安全戰略角度作出判斷，理想主義者則將其看作推動民主的機遇。美國如果不能二者結合在一起，那么在推動中東地區發展方面難以取得進展。美國在應對埃及和敘利亞國內局勢變化時，絕不能通過把每場戰爭都完全打上意識形態烙印的方式行動，必須把行動納入美國戰略利益框架內，由戰略利益來決定發揮作用的程度和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