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鄉村公共治理體制改革，就是要以現代公共治理理念，統領農村公共事務。學習借鑒國內外的鄉村治理經驗，就是要讓鄉鎮政府、村級自治組織、農民及其他民間組織都積極參與到鄉村治理中，在此過程中，引入“公共化”“法治化”“透明化”等現代公共治理工具，并充分發揮各方優勢，形成良性互動，一道把鄉村治理得讓農民群眾更為滿意。

推進鄉村公共治理體制改革，是我們治國理政上的一大創新，也是確保基層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推進這項改革，需要我們在立足國情的前提下，善于學習和借鑒古今中外在治國理政和基層治理上的“大道”、“真經”和案例，加快我國現代國家治理等制度建設，促進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

歷史上，我們不乏治國理政方面的經驗、智慧和“大道”“真經”，汲取這些思想精華，將為當前的鄉村公共治理增添中國文化“新佐料”。

現代公共治理理念源自西方，如能與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有機結合起來，勢必在鄉村公共治理中煥發出勃勃生機。自古以來，封建統治者治國理政的重點和難點也在鄉村。歷史上，因殘酷的封建統治或嚴重的自然災害而爆發的農民起義有很多，有的還造成了封建政權的更替。因此，不少封建統治者為坐穩江山，對如何治國理政這一重大課題，都組織專人進行過縱深的歷史研究和詳盡的經驗考察。《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治國理政經典著作，記錄了堯、舜、禹和夏、商、周等上古時期的君臣之間的談話，提出“敬天”“明德”“慎罰”“保民”等核心理念，認為統治者的崇高德行是教化民眾、治理國家最有效的武器。開創“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組織編著《群書治要》，匯集 1.4萬部典籍的案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精華，提出“為君、擇人、施政、教化”的要害所在。北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考察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探尋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1889年—1975年）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一書中曾說，“拯救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198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羅茲曼（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等國社會比較及現代化、前現代化等宏觀社會比較，東亞與西方發展路徑比較）牽頭組織 9名該校國際問題研究所著名學者，歷時 6年完成系統研究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著作《中國的現代化》。該書1982年由美國自由出版社出版，系美國一批著名學者研究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綜合性著作，2003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該書從晚清中國與西方交手并著手現代化開始，一直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從國際環境、政治結構、經濟發展、社會整合和科技進步等五方面，論述了中國現代化事業在晚清、民國初年、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和新中國成立后各個時期的起步、彷徨、動搖、發展、挫折、再發展的艱難歷程。作者對中國國內問題的探討比較客觀。書中這樣寫道，“中國至少在2000年內如果不是惟一領先的文明社會，也是領先的文明社會之一。中國人在治理一個幅員遼闊而人口眾多的社會方面，既無堪與平，更無出其右者”。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

近現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致力于鄉村社會建設實驗和現代“公共”思想的探索，為我們推進鄉村公共治理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

當前，鄉村社會正在由過去傳統的熟人社會向現代的人員流動社會轉變。建立鄉村“公共治理”體制機制，首先要引導和培養農村居民的“公共意識”和“公共精神”，形成具有正能量、向上向善的鄉村“公共認同”和“公共道德”，在政府與個體之間架起便于農村居民參與公共治理的思想認同和相互信任的“橋梁”。吸收和繼承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和地方習俗中的正能量，同時借鑒國外經驗，培育農村居民的“社區服務意識”和“公共精神”，支持傳統、封閉的鄉村社會向現代、開放的公共社會和文明社會轉型。

學習借鑒西方鄉村社區公共服務由國家供給、社區治理多元參與、在中央政府設專職部門負責等現代國家制度。

案例一：建立全國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并明確中央相關政府部門為責任主體。英國是較早實現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建立起現代公共制度的國家。早在 1848年，英國就通過《公共衛生法案》，設立中央衛生部，制定了全國統一的衛生標準，規定當死亡率在 7年間超過千分之二十三，或者本地十分之一的居民提出要求當地執行中央的衛生標準，中央政府就要干涉并要求地方當局執行，確保當地群眾的衛生安全。英國在 165年前就要求中央政府部門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時做到全國城鄉一視同仁，一個標準。

點評：由此可見，現代國家基本制度的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無論在城鎮還是鄉村，其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標準完全統一。二是中央政府對基本公共產品在全國按標準供應要承擔主要責任，這樣上行下效，地方各級政府也會主動負起相應責任。三是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如果在地方沒有得到執行，中央政府相應部門有責任和義務采取強力措施，盡快解決以恢復政府的信用和權威。

案例二：在中央政府層面設置一個強有力的專職部門，以切實維護鄉村社區的合法權益，并協調中央與各級政府對鄉村社區事務的職責關系。隨著基層民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增加和現代公共治理理論的興起，近年來不少西方國家開始重組中央政府部門，在中央政府層面設專門的“地方政府部”或“社區服務部”“社區發展部”，以行使上述職能。如，英國在中央政府設有“社區與地方政府部”（該部門成立于2006年，原為成立于2001的“內閣辦公室”下“副首相辦公室”內設機構），負責英格蘭地區的社區和地方政府事務，每年預算為 281億英鎊，另有每年約35億英鎊的項目經費，英國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政府也有相應的社區和地方政府部。澳大利亞在中央政府層面設有澳大利亞政府“區域澳大利亞、地方政府、藝術與體育部”，主要負責區域、地方政府、藝術、體育、邊境地區等公共事務，還承擔將通訊、商業、教育、醫療的先進技術引入地方社區等任務。日本在中央政府設立有“中央與地方糾紛處置委員會”，設在總務省下，專門負責協調地方與中央部門之間的糾紛。

點評：從長遠看，我國可適時考慮參照國際經驗，在中央政府設立“地方公共事務部”或“地方政府與社區部”的可行性。

案例三：政府鼓勵民眾、學生、企業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和志愿者活動。

政府高層勉勵民眾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和志愿者活動。為激發社會正能量、鼓舞更多人加入社會志愿服務隊伍，2007年時任英國首相布朗撰寫《英國的平民英雄》（Britain’sEverydayHeroes）一書（此書2008年翻譯為中文引進我國），詳細講述了30位從事各類社區志愿服務的普通英國人的感人事跡。這30人中有反對幫會和槍支犯罪的社會活動家、有為救助流浪者而放棄公職的公務員夫婦、有曾受益于法律援助而選擇回到社區法律中心幫助他人的年輕人等。布朗在書的后記《我心目中的英國》一文中說，“全英國約有兩千萬固定的志愿者，此外還有數百萬甘愿拿出時間來幫助別人的人，他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志愿者”。英國人口不過6000多萬人，就有2000萬人為志愿者，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個國家民眾的公共服務意識和公共精神境界。

政府成立專門的基金，支持志愿者服務活動。美國于1993年通過《國家和社區服務信托法案》，成立“國家和社區服務集團”，作為美國聯邦政府的執行機構，影響和引領超過 500萬名志愿者參加“了解和服務美國”等項目，為社區提供志愿服務。該機構的運作類似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支持志愿活動和社區服務的贊助機構。2006年該機構有雇員485人，2010年的預算申請為11億美元。目前，該機構的項目還包括社區脫貧、環境保護、教育和其他社區需求。

倡導學生參加社區服務和志愿者服務的制度。在美歐等國，不少地方的學校都要求學生參加社區服務活動，有的還開設專門的“服務學習”課程，還有的硬性規定學生畢業必須參加社區服務活動。如，華盛頓州的一些中學要求學生必須完成總計 200個小時的社區服務活動，才能獲得學校的畢業證。舊金山聯合校區則要求學生必須完成總計 100小時的社區服務（每年平均25小時），才能畢業。丹麥政府規定，自2010年起，中學生如能在志愿服務周完成至少20小時的志愿服務活動，將獲得一份特別的證書。國際文憑組織的教育項目要求學生參加50小時的社區服務，并為每個學生參加社區服務的情況提供一份書面材料，這些將作為其“創新、行動、服務”教育內容的組成部分，完成后將獲得該組織頒發的畢業證書。

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目前約有40%的世界 500強企業集團向非盈利性組織提供志愿服務活動贊助。為支持企業員工參加志愿服務，通常每參加25小時的社區服務，企業為志愿者補助500美元。在英國，社區服務已被內政部作為“強制無薪工作”，要求完成總計達 300小時的各類社區服務活動,如環境保護、清理涂鴉、參加慈善活動等。

點評： 如果我們國家能形成倡導正能量、鼓勵志愿者服務的公共制度和政策環境，如果我們的鄉村社會是由這樣追求向上向善、互愛互助、爭當志愿者的基層干部、鄉村居民、學生和民間組織所構成，鄉村治理問題就不難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