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建設所受關注超乎尋常，目前已經至最高決策層面。近期，先是（5月23日）傳聞李克強總理否決40萬億城鎮化草案；之后（6月27日）被動向全國人大匯報四條建議；再后（7月17日）全國政協破例召開專題會議邀請各民主黨派座談；更令人關注的是，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罕見地明確提出，城鎮化的設計要重在“提高中小城市對人口的吸引能力”。那么中國城鎮化發展為何從起步開始就屢遇波折？像戰略定位這樣的“大設計”又為何夭折于“智庫”？

必須承認，目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確存在亟待解決的帶有全局性的若干原則性問題，這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城鎮化建設發展的瓶頸。

城鎮化不能等同于全民城市化

中國之所以選用“城鎮化”而未按國際慣例使用“城市化”一詞，其出發點與落腳點均在于解決占中國人口超過半數的廣大農民的歸宿問題。這就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在“鎮”字上下功夫，在“鎮”字上尋求突破，在“鎮”字上最終求得落點。那種通過在“圖上作業”，在全國地圖上“圈上幾個圈”，再下達指令搞上幾個所謂“城市群”，試圖以此來“一勞永逸”的解決中國城鎮化發展的路徑問題，其設計的邏輯起點就存在錯誤的。

目前，全球各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都在“回歸自然”，都在強調走“生態保障型”的設計理念與實現路徑，普遍持“反大都市化”理念。事實上，歐美城市化發展，即便是在二戰后經濟與人口高速發展階段，也始終未脫離人性化的軌跡，其城市化發展脈絡清晰：村、鎮、中小城市、大城市鱗次櫛比，相互蟬接，不存在“突兀”的所謂城市群。尤其是德國的城市化發展充分印證，從設計理念到空間結構布局，真正在實踐我們今天正在所提倡的“城鎮化”特征。

之所以不能提倡“城市化”，主要原因是其導向易使人們的行為走向大都市化。而“城鎮化”的“鎮”，并非是狹義的村鎮，而是指廣義的非大都市而言，可以將其理解為習近平所言的小城市。不可否認，邁向大都市化是廣大百姓之所欲，但這卻不為中國國情能承載，更不應成為科學決策的依據。中國城市承載力持續下降，以水資源為例，目前中國在緯度上連成一線的城市按著西、中、東部地區的順序排列，發現其對應的大城市（西部）、中等城市（中部）、小城鎮（東部）的水資源消耗總量趨同。

東部地區經濟發達，一個東部的小城鎮的水消耗量與中部地區中等城市及西部地區大城市持平。但同時說明，東部地區的人口聚集已經接近極限，空間布局如若再以這種超大方式作為邏輯起點去設計，去推動產生新的城市群，甚至到水資源更為缺乏的中部、西部地區去復制若干個城市群，后果都是嚴重的。“城鎮化”發展不單純是理念問題、國情問題、理論路徑問題，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吃，城鎮化發展也要如此。

城鎮化必須涉及土地制度改革

中國城鎮化中最突出矛盾集中在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創新。農村土地是集體土地所有制，土地數量固定，但集體數量可以變化，這就使得土地溢生出“分配和再分配”的利益問題。中國城鎮化的下一步發展，最大難點問題在于對現有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城鎮化在部分地區的運行，事實上已經演變成“賺取土地差價的運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指出，近年來政府從征購價格和土地批租價格間所賺取差價最低估計為30萬億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