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標準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依托、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也是大國博弈的重點領域。我國高度重視標準化工作,標準化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標準化水平不斷提高,標準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參與度顯著增強,但總體上與世界領先水平仍有差距。以標準化支撐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制造強國建設,需要立足我國的技術、產業、人才、市場等條件,重點在與國際標準對標、在產業升級中增強傳統產業標準話語權、抓住顛覆性創新實現標準引領、強化產業融合標準制定、以產品走出去帶動標準走出去等方面發力,在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推進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標準廣泛參與、深化標準化國際合作、加強標準化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政策支持。
【關鍵詞】標準 標準必要專利 制造強國
【中圖分類號】F424 【文獻標識碼】A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是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重要任務。制造業行業門類多、產品和生產過程復雜、產品種類繁多,因此遵循共同的標準對于增強技術和產品的交互連接、降低成本、促進創新都具有重要作用。對關鍵標準的掌控反映了一國科技和產業實力,影響著國家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因此標準受到世界主要國家的高度重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標準引領和質量支撐”。推動制造強國建設,必須高度重視標準化工作、加快提高我國標準發展水平。
標準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依托和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重點領域
《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技術壁壘協議》將標準定義為“為了通用或反復使用的目的,由公認機構批準的規定產品或相關加工和生產方法的規則、指南或特性的非強制執行的文件”,“也可以包括或專門規定用于產品、加工或生產方法的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簽要求”。在制造業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國家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過程中,標準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被視為解鎖創新和促進產業發展的基本工具。
標準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依托。雖然在理論上,標準是由公認機構制定發布且需要企業共同遵守的規則,具有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性質,但是在現實的商業實踐中,許多標準是與專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就使得標準具有了排他性,對一些標準的使用需要付費才能獲得嵌入其中的專利。①因此,對標準的話語權或者對嵌入標準中專利的掌控就成為影響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第一,標準競爭的勝出者能夠獲得先行優勢。在新興產業的發展初期,往往有多條技術路線相互競爭,各家企業需要為自己選擇的技術路線進行資產專用性的投資,但是最后通常只有少數技術路線能夠保存下來并成為事實上的標準。標準競爭中的失敗者不僅損失了大量的前期投資,向行業通用標準的轉換還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而標準的勝出者則可以憑借對標準的掌握,快速擴大生產規模、建立完整的商業生態和配套體系,進而降低生產成本,在市場上形成技術和成本優勢。第二,網絡型產業中標準擁有者的市場地位能夠不斷強化。ICT產業、數字產業中存在著顯著的網絡效應,即產品對其用戶的價值不僅取決于產品本身,還取決于使用該產品的其他用戶的規模和互補品的豐富程度。這就意味著當有多條技術路線進行競爭時,用戶基礎大、互補品豐富的技術路線會最后勝出,并進入正反饋的循環,使該技術的市場地位得到強化,最終形成“贏家通吃”的產業格局,并成為事實上的標準。第三,標準必要專利成為企業利潤的重要來源。標準必要專利是保護對實施特定技術標準必不可少的發明的專利,這些標準對于確保各公司不同產品和服務的安全性、互操作性和兼容性至關重要。盡管國際標準化組織要求標準擁有者承諾以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FRAND)使用其專利,但是準確判斷標準必要專利的合理使用費用是非常困難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擁有者可以憑此獲得豐厚的利潤②,并持續投資于創新,進而保持其技術領先優勢和對標準必要專利的掌控。
標準是國家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世界上的經濟強國、產業強國不僅標準化水平高,而且具有國際標準的主導權、影響力,而對標準的引領和把控又成為其產業競爭力、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來源和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例如,美國白宮2023年發布的《美國政府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指出:“標準制定方面的實力對美國的全球技術領導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標準開發支撐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同時也鞏固了美國在未來產業的領導地位。加強美國對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標準的參與將會加強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第一,主導標準的國家具有更強的產業鏈掌控力。標準與技術創新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標準必要專利是各家企業面對的共同課題。主導國際標準的國家一般具有更強的技術創新能力,通過掌握著標準必要專利、引領科技和產業發展方向的領先企業,對全球產業鏈具有更強的掌控力甚至形成技術霸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能夠在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和利潤,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水平也更高。長期以來,標準國際化工作被少數發達國家所主導,它們也成為標準國際化的最大獲益者。第二,標準成為進入國際市場的技術壁壘。盡管大多數國家都遵循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標準,但國際標準化組織認可的不同標準常常同時存在,此外,各國還有許多不同于國際標準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企業標準。更重要的是,一個產品往往涉及諸多標準,如各種零部件、原材料的技術標準,加工或生產工藝標準,低碳標準,安全標準。出口國要將產品出口到進口國,就需要符合進口國的標準規定,為此不得不進行大量投資對產品規格、性能等參數進行調整,以使之符合進口國的標準規定,這提高了出口國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價格,削弱了產品在出口市場的競爭力。第三,標準在一國經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對專利特別是標準必要專利的掌控,可以為該國企業帶來豐厚的長期收入,這些收入如果用于再投資,就能進一步促進創新、推動經濟增長。
標準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重點領域。美國、德國、日本等主要制造強國在本世紀初都發布了各自的國家標準(化)戰略。為保持對國際標準的主導權,加強技術主權,維持對科技產業發展的引領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并獲取高額的技術專利授權費和由技術壟斷帶來的“經濟租”,2021年,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公開發布了《美國標準戰略(2020版)》,這是自2000年開始制定美國標準戰略以來發布的第5版戰略。2023年,美國政府發布《美國政府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2022年,歐盟委員會發布《歐盟標準化戰略》。隨著各國高技術產業競爭加劇和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出現新賽道的搶位布局,標準的作用進一步凸顯。美西方國家近年來不僅強化了對標準制定的參與,而且將標準“意識形態化”“武器化”。2022年美國出臺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強調商務部和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需要在關鍵技術標準制定方面發揮領導作用,2023年《美國政府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也強調,美國關鍵和新興技術標準國家戰略的重要支柱之一是政府參與。作為對中國在新一代移動通信、芯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術和新興產業領域進行全面圍堵的手段,美國加大了對中國在國際標準制定參與工作中的打壓。
我國制造業領域標準實施狀況
我國高度重視標準化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標準化相關的法律和政策。特別是新時代以來,隨著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技術水平的增強,我國標準化水平和標準國際影響力、參與度顯著提高,但整體上看與制造強國仍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
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我國分別在1988年和1990年頒布第一部標準化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及其部門規章《國家標準管理辦法》,但是其中沒有規定涉及知識產權的問題。③近年來,國家對標準的重視程度加大,各種標準相關的戰略和法律密集出臺。2015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部署推動實施標準化戰略、加快完善標準化體系、提升我國標準化水平。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提出標準化發展目標,并就推動標準化與科技創新互動發展、提升產業標準化水平、完善綠色發展標準化保障、加快城鄉建設和社會建設標準化進程、提升標準化對外開放水平、推動標準化改革創新、夯實標準化發展基礎等方面作出部署。2024年3月,市場監管總局等18部門聯合印發《貫徹實施〈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行動計劃(2024—2025年)》。針對制造業發展,2023年,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質量標準品牌賦值中小企業專項行動(2023—2025年)》,針對中小企業發展提出增強標準化能力、支持參與標準制定、強化標準的融通發展作用、持續推進貫標達標等舉措;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新產業標準化領航工程實施方案(2023─2035年)》,就持續完善新興產業標準體系,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標準研究作出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提出,“健全國家標準體系,深化地方標準管理制度改革”“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
標準化水平持續提升。根據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的《中國標準化發展年度報告(2023年)》,截至2023年底,我國國家標準共44499項,其中強制性標準2064項,推薦性標準41844項,指導性技術文件591項;國家標準樣品4164項;共批準設立75類行業80828項備案行業標準,69709項備案地方標準,公布74240項團體標準,以及涵蓋5271353種產品的3165625項企業標準,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國家標準體系。在工業領域,截至2023年底國家標準35851項,行業標準備案數25871項,團體標準公布數36434項,企業通過企業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臺自我聲明公開執行的標準1692235項。關鍵技術領域標準供給不斷增強,戰略性新興產業標準占比達到40%左右。中外標準一致性水平持續提升,國際標準轉化率整體達到82%,采用全球統一標識標準的消費品累計達到1.9億多種,家用電器、紡織服裝等主要消費品與國際標準的一致性程度達到96%,重點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等領域國際標準轉化率超過90%。
標準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根據國家統計局、科技部、財政部發布的《2023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3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5%,已經超過許多發達國家和歐盟的平均水平,我國科技論文發表量、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位居世界第一,對國際標準的影響力也隨之不斷增強。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發布的《標準必要專利發展報告(2024年)》基于ISO、IEC和ITU等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官方數據庫的分析發現,截至2023年底共有30個國家(地區)的主體在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作出專利信息披露聲明,中國共1982項,位于美國(4234項)、芬蘭(2263項)之后的世界第三位,其中中國在ISO和IEC的專利信息披露聲明數量均居第8位,在ITU的專利信息披露聲明數量僅次于美國和芬蘭?;谥腔垩咳驅@麛祿鞕z索顯示,截至2021年標準必要專利中的中國專利占比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④經濟學分析公司CRA發布的《全球標準必要專利全景》報告對2022年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經濟規模和流入流出進行了估算,全球最大的17個獨立全球標準必要專利持有人和7個專利池的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許可收入達到102.86億歐元,其中高通、諾基亞、愛立信的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許可收入位列前三,分別高達57.36億歐元、15.15億歐元、8.97億歐元,華為、中興分別居第四位、第八位,許可費收入分別為5.05億歐元和1.62億歐元。數字經濟是標準必要專利最集中的領域,中國在其中的地位顯著增強。根據Tech Monitor網站的數據,5G標準必要專利信息披露聲明最多的十家公司中,華為占標準必要專利總量的15.39%,明顯超過第二位的高通(11.24%),中國的華為、中興、OPPO、大唐移動四家公司合計占比32.11%,明顯超過韓國的16.68%、美國的11.24%、芬蘭的9.01%、瑞典的4.35%和日本的3.65%。
國際參與度顯著提高。一是中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中的作用不斷加強。中國分別于2008年和2013年成為國際標準化組織委員會和技術管理委員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公民參與對標準制定有重要影響的技術委員會、分技術委員會和工作組秘書處的人員數量持續增長,2011年至2020年期間在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和分技術委員會秘書處的職位中占比增加了73%,2012年至2020年期間在國際電工委員會中同類職位的占比增加了67%⑤;中國人擔任的ISO/IEC技術機構的主席、副主席從2002年的3個增加到2020年底的75個,技術機構秘書處從6個增加到75個,在國際電信聯盟研究組和焦點組的管理職務中,中國分別占14.1%和23.4%,都是各國中最高的。⑥二是中國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參與度顯著提高。自2002年以來由中國提出并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數量從18項增加到816項,⑦中國國際標準制定參與度2023年達到82.2%。⑧三是國際標準合作水平持續提高。截至2023年底,我國與65個國家、地區標準化機構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8份標準化雙多邊合作協議。“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是中國國際標準合作的重點,2015年和2017年,國家發改委先后發布《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5-2017)》《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8-2020年)》,到2023年底,已與47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簽署57份合作協議。
與世界領先水平仍存差距。從國際標準化組織的參與情況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不同技術委員會的標準必要專利來源中,美國標準必要專利涉及17個技術委員會,其次是日本(13個)、德國(11個)、韓國(7個),中國只有2個,專利布局的領域有待擴展。⑨從標準的數量看,中國標準占國際技術標準的1.8%,且中國標準必要專利覆蓋的技術領域相對較窄。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在H04N(數字圖像、音頻和視頻處理)、G06T(圖形圖像處理)等領域的標準必要專利明顯少于美國。⑩從參與標準的質量來看,中國標準必要專利無論是總量還是平均被引用量距領先水平還有較大差距。CRA發布的《全球標準必要專利全景》報告也顯示,2022年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收入中,僅美國(特別是高通)、瑞典(愛立信)、芬蘭(諾基亞)的標準必要專利持有人就獲得了幾乎80%的標準必要專利收入,中國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收入占比則為6%。
標準化支撐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著力點
以標準化支撐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制造強國建設,需要立足我國的技術、產業、人才、市場等條件,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契機,發揮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著力克服制約標準發展水平的短板,提高我國對國際標準的參與度和話語權,特別是在前沿技術和新興產業領域進行國際標準的前瞻布局,形成一批覆蓋面廣的標準必要專利簇群。
提高國際標準轉化率,推進內外貿產品“同線同標同質”。我國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也是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國。我國有一些既做內貿又做外貿的公司,也有大量只做內貿或外貿的公司。由于我國仍然存在一些成熟產業、傳統產品的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不一致的情況,造成無論專門做外貿的公司轉向國內銷售還是專門做內貿的公司開拓國際市場,都會為符合標準而付出較高的成本,導致在微觀上企業市場拓展困難,在宏觀上國際大循環與國內大循環不能很好地相互暢通促進。此外,由于發達國家執行的標準通常更加系統和嚴格,提高中外標準一致性水平還能促進我國制造企業提高產品性能和質量。因此,應持續促進國際標準轉化率的提升,繼續推進內外貿產品同線同標同質,提高我國制造業產品的質量和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
發揮產業鏈完整優勢,在產業升級中推動標準演進。標準涉及具體的產品規格、生產工藝、技術性能、安裝和使用規范等,這些標準很多直接來自于大規模生產過程中的創新,或者來自科技成果向大規模生產轉化的過程之中??萍汲晒漠a業轉化需要研發機構與下游生產部門進行頻繁的交流和試驗,如果下游制造環節缺失,就會加大科技成果轉化的難度。如果大量的制造環節缺失,工程技術人才會隨之凋零、產業公地遭到破壞,基礎性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活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標準的形成也會受到影響。盡管發達國家在廣泛的制造業行業具有更大的標準影響力,但是由于制造業空心化,會逐步喪失對演進中的標準的把控。我國擁有世界最齊全的產業門類、最完整的產業鏈條,而且隨著技術研發投入持續加大、科學和工程技術人才供給不斷增長,具備了推動傳統產業技術進步的能力。因此,應發揮我國優勢,在發達國家產業鏈供應鏈的薄弱環節加快產品創新、工藝升級,推動與之相聯系的標準演進,提高我國在傳統產業的標準話語權、影響力。
緊抓顛覆性創新機遇,在新興產業實現更多標準引領。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在數字科技、生命科學、新材料、新能源和低碳、深海深空深地等領域不斷實現重大技術突破,并通過產品創新、模式創新、業態創新不斷形成新質生產力。驅動新質生產力的新技術具有顛覆性的特點,一方面,顛覆性技術會形成全新的產業,如大數據、人工智能、3D打印、基因藥物等產業是以前不存在的;另一方面,顛覆性技術還會使既有產業發生顛覆性變革,在產品架構、產業鏈結構、商業模式等方面發生重大改變,如汽車呈現的電動化、智能網聯化趨勢。對于全新的產業,世界各國處于相同的起跑線上,都面臨著技術路線、應用場景等方面的高不確定性以及與之相伴的高投入、高風險;在發生顛覆性變革的既有產業,領先國家原有的在技術、產業配套、商業生態等方面的優勢逐漸削弱甚至喪失,而且還常常由于路徑依賴轉向遲緩。我國可以通過利用市場微觀主體多、市場容量大、應用場景豐富等條件以及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機制優勢,加快前沿技術突破、技術路線試錯以及大規模產業化的速度,在此過程中爭取在多個重要新賽道形成標準必要專利簇群,推進制定各國共同遵守的包括技術標準在內的各方面標準。
發揮通用目的技術優勢,強化產業融合標準制定。行業是從事相同性質的經濟活動的所有單位的集合,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深化,不斷有新的行業出現,另一方面,一些行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即呈現融合的趨勢。實際上,許多分立形成的新行業恰恰是通過產業融合形成了與以往行業大相徑庭的經濟活動。產業融合首先表現為三次產業之間的融合,農業、工業、服務業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如農業生產組織模式的工業化,基于農業開展旅游活動;制造企業從生產、出售產品轉向基于產品提供增值服務;現代服務業為制造業生產提供研究開發、產品設計、供應鏈等服務。產業融合突出表現在信息技術行業內部的融合,如早期的3C融合,即計算機、通訊和消費電子產品之間的融合。由于數字技術屬于應用廣泛、影響巨大的通用目的技術,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推動產業融合呈現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不僅表現為數字技術與產品、服務、生產過程的深度融合,而且推動實體經濟部門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例如,數字技術解除了服務型制造的發展受到用戶信息、生產成本、服務人才、運行數據等方面的限制,特別是通過軟件定義解決了傳統服務業的規模不經濟問題,極大地拓展了服務型制造的空間。?全球低碳轉型的深入推進也使得制造業從產品開發到生產制造再到產品的應用、維保等全鏈條都要融入綠色發展理念,綠色低碳技術與各產業的融合日益緊密。產業融合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的產品、工藝、操作規范,需要制定新的標準。我國應抓住產業融合發展趨勢,發揮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好、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新能源低碳技術領先優勢,強化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以及制造業綠色化等融合型標準的制定。
加強國際市場開拓,以產品走出去帶動標準走出去。我國已經進入深度經濟全球化階段。從出口看,產品出口總量持續增長,結構不斷優化。WITS數據庫的數據顯示,我國產品出口在2009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2012-2022年間產品出口額從20487.8億美元增加到35936.0億美元,消費品占比從37.0%下降到35.1%,中間品占比從16.0%提高到18.6%。從對外投資看,根據商務部等三部門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2005年超過100億美元,2013年超過1000億美元,2023年達到1772.9億美元,從行業結構看,2023年制造業占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15.4%,是第三大行業,其他許多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也包含制成品的投入。無論是產品出口還是對外投資,都會涉及到大量中國制造產品以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方式進入他國市場,在這一過程中,或者中國產品需要符合國際標準或東道國標準,或者東道國接受中國標準。由于在許多制造業細分產業,中國是制造業最大的生產國和出口國,因此具有較強的話語權,可以在產品出口和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帶動中國標準走出去。特別是中國企業在海外建設自己的生產工廠或者以總包商身份承擔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時,更容易讓東道國接受中國的標準。
加強支撐高質量發展標準體系建設的政策建議
更好地發揮標準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引領作用,既要在標準的制定和推廣上發力,也要重視在創新、人才等標準基本支撐要素方面的加強。
一是繼續加大科技創新投入。鼓勵各級政府、企業和機構加大研發投入,特別是基礎研究的投入,提高研發強度以及基礎研究支出在研發經費投入中的比重。既要由企業牽頭整合大學、科研機構、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用戶等共同推進相對成熟產業中的“卡脖子”技術突破、成熟產業中技術的持續迭代,也要加快前沿技術突破,為技術標準的制定打好基礎。通過將標準納入科技項目立項、考核與獎勵,促進標準研制與科技創新聯動。
二是推進科技成果產業轉化。通過深化科研體制改革、支持科技創業、促進風險投資機構發展、創新和釋放應用場景、加大市場需求拉動等舉措,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在大規模生產中不斷迭代升級,在此過程中加強標準體系建設,重點推進新興產業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標準,形成從產品、零部件、原材料規格到生產工藝、檢驗檢測方法,再到安裝施工、維護保養、回收處理的全價值鏈、全生命周期的標準體系。
三是促進標準化的廣泛參與。進一步加強標準化研究機構的力量,促進大學、科研機構、行業協會、企業、互聯網平臺、專家學者等積極參與標準化工作以及聯合成立技術聯盟或行業標準化聯盟,支持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等各類經營主體參與標準制定與修訂,支持外資企業公平參與我國標準化工作,鼓勵我國企業積極在國際標準化組織作出標準必要專利信息披露聲明。
四是深化標準化國際合作。支持國際標準轉化,推動我國標準與國際標準體系兼容。加強與發達國家對話,提高在新興產業國際標準制定合作上的共識,推進在標準化法律法規、科研、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合作。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標準合作,推進標準互認,提高中國與沿線重點國家標準一致化水平。支持國內企事業單位牽頭設立國際性產業與標準組織、積極加入各類國際標準化組織,更深度地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增強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
五是加強標準化人才培養。在大學設立標準化相關專業,在理工科專業開發和設置標準化相關課程,由市場監管部門和工信部門聯合開展標準化相關知識技能、法律政策培訓,鼓勵大學、行業龍頭企業、標準化組織開發標準化網絡公開課程,為標準化工作培養技術、商業、法律和政策方面人才。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澳門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中公共規制信用工具的法律優化研究”(項目編號:20XFX008)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保紅、呂廷杰:《技術標準的經濟學屬性及有效形成模式分析》,《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第25—28頁。
②侯冠華:《美國對華技術標準競爭:動因、舉措與挑戰》,《國際論壇》,2024年第1期,第110—133頁。
③毛昊、柏楊:《技術標準競爭、未來產業發展與國家戰略博弈》,《科學學研究》,2024年第4期,第713—720頁。
④龍小寧、張美揚:《標準的力量——來自中國標準必要專利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3年第10期,第149—168頁。
⑤劉國柱:《數字標準的地緣政治論析——基于大國競爭的視角》,《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4期,第34—47頁。
⑥⑦汪濱、孫紅軍、張明等:《中國標準“走出去”的主要特征與優化路徑》,《科技導報》,2023年第17期,第102—108頁。
⑧《中國標準化發展年度報告(2023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標準創新管理司網站,2024年3月28日。
⑨張昭昭、王奕潔、孟慶遂等:《國際標準化組織標準必要專利統計分析》,《中國發明與專利》,2023年第9期,第30—38頁。
⑩張夢詩、肖國華:《基于標準必要專利的人工智能發展現狀研究》,《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2024年第4期,第511—523頁。
?李曉華:《數字技術推動下的服務型制造創新發展》,《改革》,2021年第10期,第72—83頁。
責編/靳佳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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