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改革、促發展，歸根到底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積淀出的有關治國理政、經邦濟世與道德人格培養的寶貴精神財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堅持人民至上，從人民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和推進改革，充分彰顯了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
實踐充分證明，堅持人民至上謀劃和推進改革，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使改革更好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擁有最堅實的依托、最強大的底氣、最澎湃的動力。當前，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的精髓要義，努力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經濟倫理，積極構建新時代經濟倫理體系，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引領。
折射了不斷增進百姓福祉的執政理念
“富民厚生”折射出重視民生、不斷增進人民福祉的執政理念。春秋時期的《管子·治國第四十八》記載：“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北宋的儒學家程頤也認為：“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古代先賢非常注重“富民厚生”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只有人民富裕安定了，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富民厚生”的經濟倫理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高度契合，也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斗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契合。
“義利兼顧”體現出追求道德與利益、實現共贏發展的價值導向。對于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所關注的義與利的關系，先賢通過多次辯論和闡述，早就達成了共識，強調“義利兼顧，以義為先”的價值導向，這與西方文化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迥然不同。不論是在經濟活動中還是在對外交往中，中國的主流思想都主張道德與利益統一，實現共贏發展。“義利兼顧”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尤其具有典范價值。
繼承和發揚“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
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主張公平正義、利益共享，這正是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經濟倫理的相通之處，應在堅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上始終不渝、篤行實踐，并與中國的傳統經濟倫理相結合。應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新時代的中國經濟倫理，把實踐經驗提煉總結為新時代的中國經濟倫理。在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程中，形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濟倫理相結合的時代精華。
推動“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一方面應充分認識到傳統經濟倫理對現實中國的重要作用和意義，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認識到傳統經濟倫理中存在的消極成分及其與當代中國社會不相適應的地方。繼承和發揚“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做好與現實中國相適應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使之與我們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相融相通。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踐行“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堅持人民至上，就要篤定“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舉措，多辦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順民意的實事。新征程上，把牢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價值取向，堅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就能確保改革始終得到人民群眾衷心擁護。
推動“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價值引領。要進一步發展壯大人文產業，充分發揮經濟倫理在激活發展動能、提升發展品質、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中的價值引領和支撐作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道德倫理是重要因素，在經濟活動中應注意突出人的因素、發揮經濟倫理對人的激勵和引領作用，讓廣大市場主體形成“義利兼顧”的價值觀念，在獲取利益時不能有損于道德誠信，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精神滋養。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跳出西方市場經濟過度追求物質滿足的窠臼，在提升產品和服務品質的同時，也為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注入靈魂。
做到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相結合、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結合。既要物質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崇高追求。踐行“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需要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應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要順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讓全體人民始終擁有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開拓進取的主動精神、健康向上的價值追求。
（黃慶華 作者系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