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創新是城市發展動力和城市社會活力的源泉。進入21世紀以來，歷經信息、技術、交通和能源等領域的多次重大技術進步與變革，城市自身的發展模式，以及創新驅動和支撐城市運行發展的作用機制都發生了根本性演變。基于國際代表性城市創新組織演進的研究與實踐，并在創新孕育與傳播機制的基礎上，通過簡要歸納城市層級創新的重心下沉和組織模式演變趨勢，可以遴選出眾創空間、街區創新和生活實驗室三種典型城市創新組織并加以進行案例分析，以期為我國城市創新發展提供現實借鑒。
關鍵詞:城市創新 重心下沉 網絡化 創新組織 微觀化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城市創新形成與演變的決定因素
科技創新是一個階段性產物和系統性工程，創新的孕育、形成和演變必然受到多元、多層和多類因素的綜合影響。在經濟意義上，本地化知識網絡和新型產業組織是其中兩個重要的核心決定因素。
本地化知識網絡
本地化知識及其網絡是產生創新的根本動因。主體內部的創新來源通過自主研發產生了本地化知識。由于隱性知識的交流和傳播需要知識主體間具有地理鄰近性，因此，知識會在空間上集聚，呈現出知識的本地性和區域集聚特征。在創新發明方面，新經濟推動了生產系統的復雜化和社會生產彈性分工，加快了社會生產組織重構，城市層面的創新空間組織出現顯著的微觀化趨勢，一改以往例如美國硅谷、北卡羅來納研究三角等主要在郊區辦公園區集聚的傳統路徑，轉而在大都市中心城區及其內部街區進行集聚（Hutton，2010）。
新產業組織模式
隨著制造業比重下降，城市產業在組織結構上，開始呈現規模逐步減小、單位產值不斷升高等一系列重要變化，例如，小型化的創意產業、高科技產業、先進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中的高端部分和企業的研發與管理部門等新型產業部門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從業人群上，新興產業主要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相對收入更高的人群；而且在空間上逐漸放棄了郊區型的產業園區，向中心城區轉移，相繼形成了多種創新空間，如城市內部的創新街區、未來社區等。
創新型產業與城市的結合產生了兩個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征：一是，新興產業的規模較小、綠色環保、不產生噪音和污染，與城市其它功能的空間結合非常靈活，不會對城區空間進行結構性沖擊。許凱等（2020）解釋認為，這類產業單位的高收入能夠支付更多租金，可承擔選址于城市中心區的高成本。二是，這些創新型產業通常在空間上以集群的形式存在，信息技術的發展、高素質勞動力的可獲得性、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多樣化和高質量供給導致創新型產業可在更加微觀的空間層面上，進行跨部門聯系、知識傳遞，從而在降低勞動交易成本的同時推動創新要素傳播（Harrison et al., 1996）。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文主義和結構主義學者提出對產業區位的分析也要注重動態性，經濟因素與社會、文化等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堅持寬松的、情境性的假設條件，并認為信息化和知識經濟促成了區位因子的軟化、區位選擇范圍的全球化、區位主體的虛擬化和組織結構的松散化等趨勢（Johnston，1983；劉衛東等，2013）。
城市創新重心和組織重塑的現實條件
開放、包容的社會創新條件，促進了創新范式發生轉變。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發展呈現出由“管理型經濟”向“創業型經濟”的范式轉變，其特征包括：新增就業主要由中小型的初創企業創造；新創建的企業目標明確，創業精神和創新意識強烈；社會創新成為引導社會轉變和經濟進步的重要動力。按照社會創新的組織要求，應充分利用各類資源，并通過賦予資源新的用途，充分實現最大化的社會效益。因此，實現有效的社會管理，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充分滿足各類社會組織的發展需求，已經成為城市創新發展的前提條件。
創新機制由實體聯動轉向要素流動和網絡合作模式。進入信息化和“知識經濟”時代后，一方面創新成為驅動社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泉和關鍵因素，另一方面經濟地理的聯系方式、要素市場的組織模式等均發生變化，重塑了城市創新的空間尺度和空間組織模式。Rothwell（1992）指出，創新過程逐漸從“技術推進”“需求拉動”“雙向耦合”“交互融合”等眾多模式轉變為以“合作網絡”模式為主。在該模式下，城市產業鏈進一步深化，勞動力分工體系進一步細化，創新資源要素的流動更加密集。Balland（2012）認為，創新網絡上創新要素流動共享、創新主體協同合作、創新成果轉化利用的重要載體和有效途徑，將成為理解創新過程的重要視角。
信息技術的時空壓縮效應，弱化了地理鄰近性的創新傳播作用。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進步，可通過新技術做到實時的點對點傳播，不僅極大地促進了遠程、跨地區乃至跨國的信息交流效率，提高城市經濟和社會運行的靈活性，還可以進一步改善知識傳播與共享的組織架構和時空模式，使得各類要素信息更加扁平化。Boschma（2005）指出，由于信息傳播模式的改變，地理空間的鄰近性在創新傳播中所發揮的作用更加弱化。
數字化技術創新衍生出了一系列創新組織形式。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虛擬制造技術等數字化技術，一方面拓寬了原來知識網絡的邊界，并在動態情境中重新定義了創新價值；另一方面，數字化技術的可計算性打破了空間、地理、社會技術的局限，降低了知識獲取的時間和難度，衍生出虛擬團隊、開放式創新論壇和眾包模式等一系列新的組織形式，構成了知識網絡，極大增強了創新主體跟蹤知識流動和有效獲取專業知識的能力。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封鎖催生了遠程工作模式。疫情蔓延推動形成了居家線上視頻、非現場辦公等新型工作模式，創造了一個規模不斷增長的具有高度流動需求和意愿的 “數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s）的新型就業、流動職業的階層群體。據后臺服務提供商MBO Partners的一項估計，2019年至2021年間，美國數字游牧民數量達到1550萬，增加了一倍多。為了吸引新就業人群的青睞，各地政府諸如“Zoom遠程辦公城鎮”（Zoom towns）“工作環球旅行者簽證”“游牧數字居留計劃”“遠程初創項目開發”“免費的聯合辦公空間”等項目應運而生，并消弱了傳統中心區和CBD的城市就業中心優勢，導致要素、就業和消費出現橫向流動、分散下沉的趨勢。
基于當前社會環境、技術支撐與制度變革方面的綜合條件，世界城市創新領域已經呈現出以下典型性的變化趨勢：第一，在影響機制上，地理鄰近性對城市創新形成與擴散的驅動效應逐步下降，非地理鄰近性的作用日益顯著。第二，在空間布局上，大型郊區生產辦公型單體園區集聚的方式逐步式微，城市創新出現微觀化趨勢，社區、街區、城區內部成為新興創新空間。第三，在組織系統上，城市研發與創新活動將由單一企業或社會組織主體為主導，轉向更加開放和多元化的多主體參與、要素流動和網絡協同合作為主的模式。第四，在社會條件上，城市創新范式出現重大轉變，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社會環境與社會載體的創新激勵作用日益顯著。總之，協同開放的創新范式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城市創新領域的制度約束、社會藩籬和技術短板等諸多“高墻”限制，通過企業、研發機構、高校等多主體的開放互動，城市層面的創新空間展現出組織微觀化的趨勢（Chesbrough，2003）。此外，大眾參與、重心下沉、網絡化、多樣性的新型特征和未來趨勢日漸明顯。
城市創新重心和組織演變的典型模式
創新街區：城市創新的重心下沉
2014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首次提出“創新街區”（Innovation Districts）的概念，指研發機構、企業集群、創業企業、孵化器及中介機構等城市創新主體，通過集聚形成創新發展、生產生活一體化的新經濟空間。創新型企業向中心城區特定街區集聚的核心目的在于通過更多“知識型員工”（knowledge workers）的聚集來吸引高技術企業入駐，推動知識型員工間的創新思想交流，提供豐富多元的街區化、社區化的城市生活。
創新街區具有以下基本特質：第一，具備復雜性、高密度、文化與人口結構多樣性（Sassen，1991）。第二，具有高度綜合的產業和非產業功能。創新街區既包括產業功能，也包括住宅、商業、文化和服務業等非產業功能。同時，街區也具有發達的交通網絡設施以進行溝通交流。第三，創新街區是高密度的城市化區域，其建筑通常為高層建筑，建筑密度較高，擁有足量的公共空間。第四，具備功能混合、文化多元、服務社會化、緊湊布局、聯系網絡化等特征。在組成上，創新街區通常包括“街區會客廳”（District Hall）、公共創新中心、多元文化空間、創新設施、聯合辦公空間、公共會議空間、社交聚會空間和技術創新生態系統等功能設施。
作為新近崛起的國際互聯網和移動信息技術中心高地，紐約市曼哈頓下城區的硅巷（Silicon Alley）成為創新街區實踐的典型例證（表1），其發展模式包括：
以稅收優惠和資金融通吸引創新企業集聚。第一，推行稅收優惠。為解決紐約市稅負相對較高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市政府推出了系列減稅政策，如房地產稅減征五年計劃（3年減50%、第四年減33.3%、第五年減16.7%）；減免商業房產租金稅收（前三年商業房租稅金全免，第四年減免2.7%，第五年減免3.3%）；曼哈頓能源優惠計劃；生物技術稅收抵扣政策，生物領域的小型初創企業購買相關設備時最高可減免稅費25萬美元。2014年，政府發起了創業紐約計劃（Startup New York），為新設立中小型企業提供全額稅收減免。第二，靠近市場和資金來源地。紐約市具有豐富的創新產業客戶群和資金來源，創新型企業和創新主體擁有更加廣泛、多樣化的目標市場和戰略伙伴選擇。2010年，紐約市長提出將紐約打造成新一代的科技中心，并提供豐富的土地和資金資源吸引更多高科技院校與研究所落戶，形成了紐約創新資源提升與創新產業市場擴大的正向循環。第三，實施“數字化紐約計劃”。改造老舊設施，安裝并升級為可進行高速信息與數據傳輸的光纖線路。
通過人才吸引和伙伴合作關系提高創新型企業發展預期。第一，擁有雄厚的高素質創新人才隊伍。紐約市內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和多個研究型機構，為創新型產業提供了較多高素質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更多創新型公司入駐紐約。第二，政府與產業結成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為吸引更多創新型產業入駐硅巷，1997年，紐約市政府與市內商業房產業主們結成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建設并面向市場租售硅巷區域內已安裝高速互聯網的總面積為1.1萬平方米的辦公類房產。2000年，紐約市政府成立新媒體理事會，以更好處理硅巷等相關城市創新街區事務。第三，紐約市借助科技大會和科技產業組織，來協調企業和投資者關系，從而建立了成熟的創新創業體系和科技產業生態環境，紐約市成為2007年至2013年美國風險投資交易數量唯一增加的城市。
眾創空間：城市創新的開放式網絡
本質上，眾創（Crowning Innovation）是知識社會中開放式創新成熟深化的結果，通常合作創新的網絡邊界和大眾創新能力將不斷增強。眾創包含了兩個核心過程：一是創新主體基于興趣、利基市場、價值實現等動機，在實體或虛擬經濟中積極從事創新活動，創造、展示或出售創新成果；二是企業創新主體積極搜尋、創造和獲取創新成果并加以利用。眾創空間是為創新活動提供創意想法分享、創新相關工具資源、創新孵化服務等的城市內開放性場所，城市政府通過出資建設眾創空間，促進創新主體的近距離深度想法交流，實現創新擴散。
2010年代，紐約市政府的相關科創政策是眾創空間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機爆發后，紐約市意識到城市不能僅以金融作為支柱產業，應將創新視為紐約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和城市轉型機遇。紐約市政府陸續發布了《多元化城市：紐約經濟多樣化項目》和《一個新的紐約市：2014—2025》等政策計劃，提出將紐約建成新一代科技創新之都。建立眾創空間、促進創新擴散是其中的關鍵舉措。具體而言，紐約建立眾創空間的核心舉措包括：
第一，提供充足的創新發展環境和空間。紐約市投資1億美元創立世界級的應用科學園區，做好學界和業界的聯系溝通，促進生物工程的創新、研究和合作。針對小企業和普通民眾，紐約市投資建設多個孵化器、創新中心等創新空間，大規模擴大紐約的眾創空間網絡。在具體運作中，眾創空間由紐約市政府提供土地和種子投資，相關大學和研究機構或財團負責經營。紐約市的眾創空間可分為三類：一是傳統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主要為初創企業提供創業孵化服務，主要由城市政府自助建設；二是聯合辦公空間（coworking space），其中不同背景的創新主體可分享辦公設施、環境和相關服務，相互之間可交流分享信息、知識、技術等，使得創新由彼此間割裂的個體行為轉變為跨界共享的多元協作模式；三是公共實驗空間（lab space），紐約市政府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向社會開放實驗設施，以解決中小創業主體難以承擔的昂貴實驗成本問題。
第二，政府以公司合營方式建設眾創空間，吸引社會資本促進創新擴散。城市中創新發展和擴散的主要障礙是用地、建設、資金、人才等高昂的創新成本。為消化成本和激發創新活力，市政府采取了引導市場的發展策略，連同相關高校、研究機構、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多元主體共同搭建眾創空間。由于政府的資金支持，眾創空間相對準入門檻和成本較低，且提供服務優質，吸引了大量中小創新主體入駐，增強了城市創新創業的活力。隨著政府的引導和支持，私營和社會資本也相繼開始提供眾創空間和機構，紐約市的創新市場和創新資源進一步拓展。
第三，將眾創空間以均衡布局的方式納入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體系。眾創空間具有較大的要素和組織流動性及功能混合性，可類似于城市公共設施或基本公共服務。紐約市按照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混合化、網格化的目標要求，實現眾創空間的均衡合理布局和包容性發展。紐約市的眾創空間初期高度集聚在曼哈頓地區；為實現眾創空間的均衡化布局，紐約市政府通過空間規劃、財稅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引導眾創空間向其它行政區擴散。目前，在紐約市域范圍內，已初步形成了全覆蓋、廣輻射的眾創空間網絡。
生活實驗室：城市創新的微觀多樣化
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oratory）在歐洲和全球不斷涌現，已逐漸成為城市創新領域的新微觀空間組織形式。根據歐洲生活實驗室網絡組織（European Network of Living Labs, ENoLL）的論述，生活實驗室的特征包括以用戶為中心、基于系統性的協同創新、以現實社區為基礎，換言之，生活實驗室是一個城市真實場景中進行開放創新的媒介系統，為城市居民和微小創新主體提供了開放創新空間。目前，在歐洲及全球各地活躍著400余個生活實驗室。
生活實驗室的組織特征包括：第一，組織結構多樣性。不同的生活實驗室具有不同目標，其在空間層面的分布也具有多樣性，生活實驗室既能針對城市整體創新，也可聚焦城市特定系統、區域、社區的創新。對應不同的目標和空間結構，通常會有一至兩方組織者來主導，在社區層面，非政府組織會在生活實驗室中發揮更多作用；在城區、城市層面，科研機構經常發揮重要的主導作用。第二，運行途徑的多樣性。由于生活實驗室屬于開放創新模式，其組織結構為多方參與合作，運行模式較為復雜。例如，在較小空間尺度的奧地利Vienna Shares項目中，生活實驗室主要引導和資助工作坊，由參與者自行探索和進行知識傳播；在較大空間尺度的項目中，如英國MK: Smart，實驗室則由開放大學聯合多個科研和企業機構，在研發商業化、教育培訓和市民參與決策等多個途徑，利用公共數據和個人數據促進智慧城市發展。第三，產出結果的多樣性。城市生活實驗室通過開放創新平臺和多元主體參與，提供了多樣化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成果產出。
結束語
我國城市人口規模基數龐大，科技創新要素過度集中、城市基層創新能力不足、尚未發育形成網絡型的創新均衡集聚組織體系，這是造成我國創新發展相對落后的關鍵因素，亟待在借鑒國際城市創新領域新規律新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快探求解決對策。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翟夢溪協助完成了部分綜述和案例工作，對本文亦有貢獻；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42171174）；2021年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學術基金項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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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王 克／美編：石 玉
Trend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Micro-Level Organiza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Lu Jun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source of urban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urban social vitalit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ities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evolution in their own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 the mechanisms that drive and support their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majo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changes in the field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nsportation, and energy. Based on the studies and practice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globall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breeding and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of urban innovation, we can select and analyze three kinds of typical urban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namely, crowdsourcing innovation space, neighborhood innovation, and living laboratories, by briefly summarizing the trend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del evolu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at the city level. Hence, real life references can be provided for China’s urba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 innovation; decentralization; networking;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micro-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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