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六大現實約束，即市場需求萎縮、融資困難、成本上升、技術層次低、制度限制以及資源環境壓力。正是這些約束的存在，導致我國實體經濟出現了經營環境趨緊、增長速度放緩、企業盈利能力大幅下降、結構性矛盾加劇等一系列突出問題。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破除這些現實約束。

關鍵詞:實體經濟 現實約束 解決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但近幾年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經營環境趨緊、增長速度放緩、企業盈利能力大幅下降、結構性矛盾加劇等前所未有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除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增速減緩的國際背景原因之外，還與我國經濟面臨的一些現實約束有關。只有明確認識到這些約束及形成原因，才可以為實體經濟找到發展之策。

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六大約束

市場需求約束

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市場需求約束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外部市場需求明顯減弱。長期以來，我國對外出口的高速增長一直是我國實體經濟強勁增長的重要動力。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國際市場需求處于持續萎縮狀態，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且愈演愈烈，使得全球經濟與貿易陷入低迷，惡化了我國的出口貿易環境；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這種趨勢進一步加劇。另外，我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使我國傳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部分新興經濟體因其具有較低的成本優勢，與我國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展開了激烈競爭，導致我國傳統制造業的國際市場受到嚴重擠壓。二是國內市場需求遇到了“天花板”效應。伴隨著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物質產品極大豐富，諸多傳統行業已進入到了產能過剩狀態；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加快了消費結構升級的進程，市場需求由低端向高端過渡的趨勢日益明顯，使得部分傳統產業、低端產品遇到了市場需求的“天花板”。正是國內外市場需求的雙重約束，使得我國仍處于傳統產業領域、以低端產品生產為主的制造企業，進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冬季”時期。

融資約束

獲得及時且充足的資金支持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首要條件。一般而言，實體企業融資渠道主要有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形式，其中直接融資主要有股權融資、債券融資及票據融資；而間接融資則以銀行類貸款為主，包括銀行貸款、影子銀行貸款、小額貸款公司貸款以互聯網貸款等。而近年來我國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日益凸顯，融資約束已成為實體經濟生存與發展的嚴重桎梏。

首先，從銀行類貸款來看，由于經濟增長趨緩，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虧損面擴大，財務狀況惡化，使得許多實體企業難以滿足銀行設定的貸款條件。對于民營中小微企業來說，銀行貸款難的問題更加突出。正因為如此，近幾年來影子銀行、互聯網貸款以及民間借貸成為許多民營中小微企業獲得資金的重要形式，但這些融資形式普遍具有較高的融資成本。根據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等單位發布的2018年“中國社會融資成本指數”，企業融資性信托平均融資成本為 9.25%，融資租賃平均融資成本為 10.7%，保理平均融資成本為 12.1%，小貸公司平均融資成本為 21.9%，互聯網金融（網貸）平均融資成本為 21.0%。如此之高的融資成本，對于在財務狀況下滑背景下的實體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

其次，從股權融資來看，雖然資本市場改革與發展，以及多層次股權市場的形成，為實體企業股權融資提供了方便，特別是科創板的設立以及注冊制改革的穩步推進與實施，加快了企業股權融資的步伐，但畢竟資本市場的容量有限，截至2020年底滬深兩市上市公司數量僅為4263家（含主板、創業板、科創板），加上新三板掛牌公司8674家，上市公司數量僅占我國3858.3萬戶企業數量的0.34‰。因此，股權融資市場對于廣大的實體企業來說仍然是遙不可及。

最后，從債券融資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債券市場不僅發展規模較小，而且存在著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2020年我國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57.3萬億元，占GDP總量的56.40%，占銀行信貸余額的33.17%；其中債券發行又以國債、地方政府債、金融債券及同業存單等為主，這四項占債券發行總量的72.77%，公司債僅占21.29%。債券市場的發展規模及其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使其難以成為實體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

成本約束

生產與運用成本的持續上升是實體企業面臨的另一個重要約束。這種成本約束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融資成本高企。由于企業融資渠道不暢，融資成本高企就成為一種必然現象。根據2018年“中國社會融資成本指數”，當前中國社會融資（企業）平均融資成本為 7.60%，其中銀行貸款平均融資成本為6.60%，承兌匯票平均融資成本為5.19%，企業發債平均融資成本為 6.68%，上市公司股權質押的平均融資成本為7.24%。與之相對應的是，201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收入利潤率只有6.70%，與銀行平均貸款成本及企業發債平均融資成本接近，這也證實了“企業為銀行打工”的說法。

二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工資從2010年的13627.6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31942.6元，8年上漲了134.4%；加之，我國的人口發展來到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使制造業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實體企業的招人難、用人難、留人難問題日益嚴重。

三是企業稅負比例較高。據初步測算，2016年我國企業的總稅率約為68%，企業已繳稅金占營業收入的比重達到7.8%，遠遠高于歐美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另外，我國長期雙順差下形成的高額外匯儲備，使得人民幣匯率在市場供求決定機制下大幅升值，這對于以出口為主的企業來說，不僅推升了其出口成本，降低了其出口競爭力，而且也擠壓了其利潤空間，使中小型外向型企業的經營舉步維艱。

技術約束

截至2020年底，我國登記注冊的企業數量達到3858.3萬戶，但其中絕大多數企業技術水平較低，創新意愿不強，創新動力不足。一是我國企業中90%以上為中小企業，雖然中小企業創造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城鎮勞動就業，但絕大多數中小企業處于傳統行業，以傳統市場為主，技術密集度不高。由于其自身資金實力及技術條件的限制，吸收采用及研發新技術、新工藝的難度較大。二是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發活動的企業數量僅占28.0%（2018年），投入的研發經費僅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1.3%（2018年）。三是在我國制造業500強企業中，研發投入也只占其主營業務收入的2%左右，這與國際領先企業將其銷售收入的5%以上作為研發投入相比，差距甚遠。四是企業新產品開發力度小，市場競爭力不強。2018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申請專利數僅為2.55件，新產品銷售收入僅占其營業收入的3.45%。可見，技術水平低、創新動力不足、研發投入少等形成的技術約束，是我國實體企業特別是制造業發展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

制度約束

改革開放40余年來，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但目前還存在著諸多制約實體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因素。突出表現為：一是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還不完善，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資源的分配機制尚未理順，市場在其中的配置作用還受到各種行政力量的干擾。二是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還有待改善，市場主體的平等主權地位還未完全建立。如民營經濟在要素獲得上的交易成本過高，地方法治環境不完善，對私有產權保護不夠，以及區域競爭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普遍存在。三是產業退出機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對落后產業的淘汰及退出力度不夠，從而難以為有前景的實體企業騰出充足的資源空間。四是融資制度不完善，難以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如以中小銀行數量較少為特征的銀行業金融結構失衡，使得為大量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數量不足，服務廣度與深度均較低；以政府債、金融債為主體的債券市場結構失衡，制約了企業債券融資的可行性；雖然注冊制的實施，為企業股權融資提供了制度便利，但當前對企業上市融資超募行為的容忍，客觀上降低了其他企業上市融資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其他企業上市融資的進程*。

環境約束

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目標，這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后面臨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增大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轉型時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在過去長期經濟高增長模式下，實體企業的環境意識不強，綠色技術與綠色產品開發不夠，產品低端化嚴重。當面對日益嚴重的資源約束和日益趨嚴的環保標準與要求時，很多企業短期難以適應。一是資源替代進程緩慢，企業難以在短期內擺脫傳統的資源依賴性生產模式。若要維持生產，企業只能忍受因資源價格上漲帶來的成本上升對利潤的侵蝕。二是面對環保壓力，企業要么被關停，退出市場；要么加大環保投入，走綠色發展之路。但由于環保投入具有費用高、收效慢的特點，這必然在短期內加大企業財務壓力，對實體經濟產生一定影響。

解決實體經濟發展約束的對策

擴充市場容量以消除市場約束

市場需求是實體經濟發展的永動力，擴充市場容量是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基礎。市場容量的擴充必須采取“擠壓”與“拓展”雙管齊下的思路。所謂“擠壓”就是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擠壓低端產業與低端產品的市場份額，為有前景有潛力的實體企業釋放資源與市場空間。所謂“拓展”就是貫徹落實中央的“雙循環”戰略，既要推動國內新興產業、高端產品的市場發展，加速國內大循環，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產業鏈重構，以共享共贏為目標，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為此，一是要減少低端產品供給，緩解并逐步消除低層次產品市場的供需失衡。通過采取前瞻性的產業政策、有效的金融信貸政策、合理的稅收政策以及科學的環保政策等，對低端及無效產品的生產予以限制，減少其市場供給，有效化解產能過剩。但在這一過程中，要特別合理引導社會預期，妥善處置淘汰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二是要支持與鼓勵企業科技創新，在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的同時，激發對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生命生物工程、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制造業等領域的投資熱情，增加高端產品供給。三是要穩定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包括通過穩定發展資本市場、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通過對低收入群體的扶貧救助、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免征額等方式，增加城鄉居民轉移性收入。四是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推進為企業“走出去”帶來的歷史機遇，在深入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狀況、資源稟賦、產業現狀及產業政策等情況的基礎上，企業要明確自身優勢，找準自身地位，積極參與其中，拓展市場。

深入推進金融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

在保持金融體系穩健的前提下，以金融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為原則，積極推進金融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要加快構建多層次、多樣化、服務能力更強的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特別是優化金融主體結構，通過金融業的改革創新，實現金融業從自我循環向服務實體經濟的轉變。二是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豐富面向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各類市場主體，建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與信用擔保風險補償機制，為實體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優良環境。三是加速推進資本市場制度性改革，有效緩解企業直接融資約束。包括推進與完善注冊制，使更多實體企業享受到資本市場改革紅利；有效遏制企業上市融資的超募現象，以提高其他企業上市融資的機會；逐步解決債券市場結構失衡問題，提高企業債市場比例，構建以企業債為主體的債券市場新格局。四是大力發展商業票據市場和金融租賃市場，為企業短期融資提供便利。

切實降低實體企業成本，有效緩解成本約束

企業運營成本的快速上漲是擠壓企業利潤、制約實體經濟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此，在宏觀層面，要從消除“玻璃門”、融資歧視、行政壟斷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入手，推動市場化變革，促進公平競爭，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在微觀層面，通過“營改增”，加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力度等降低企業稅收成本、物流成本、用電用能成本、融資成本等；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加快直接融資市場建設等。同時，銀行業要完善信貸利率市場化機制，創新信貸方式，有序降低企業貸款利率，減免信貸環節的相關費用，實現企業融資成本的有效降低。但需要強調的是，企業運營成本的降低，僅靠政府減稅和銀行讓利還遠遠不夠，企業層面也要加大創新力度，提高降成本的內在動力，通過“政策降成本”與“改革降成本”相結合，實現降成本與增效益的雙重目標，真正提高企業實體投資回報率。

提升實體經濟創新能力，有效緩解技術約束

堅持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的引領作用，建立高效的科技創新體系，有效提升實體經濟的創新能力。一是在國家層面，要綜合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支持、股權融資等政策，加快培育創新主體，集聚創新資源，打造創新平臺，同時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形成優良的創新環境。二是在企業層面，要加大研發投入，重視引入與培養一批由科技人員、技術人員組成的技術創新群體；并積極與科研院所對接，加速技術創新進程。三是充分調動與激發一切社會力量，加快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完善融資、研發設計、科技成果檢測、咨詢等創業創新服務，加快實體經濟的技術升級、產業升級過程，使其與快速向高階演變的需求結構相適應。

有序推進相關制度改革，激發實體經濟發展活力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公開透明的市場規則，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加快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對生產要素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地區、行業、企業間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二是要加快壟斷行業市場開放步伐，積極推進壟斷行業和領域產權、投資主體多元化改革，支持社會資本參與壟斷環節的特許權競爭，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大力推動民間投資，在政策和資源配置上要給民間投資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三是要加強與完善金融監管制度改革，規范金融市場行為，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新股發行和退市制度，加強對投資品市場交易的監測和監管，有效杜絕金融資源的“脫實向虛”行為，防止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杜絕實體經濟與產業的空心化現象。四是要推進銀行信貸制度改革，創新多種銀行信貸方式，在傳統的“質押貸款”“抵押貸款”等形式的基礎上，探索針對輕資產創新型實體企業的信貸方式，為其發展創造信貸條件。五是要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制度改革，以注冊制改革為契機，建立并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有效拓寬實體企業的融資渠道。

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堅持環境友好發展之路

一是企業必須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充分認識到只有綠色發展才是企業長久生存與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企業必須嚴格執行國家的環保標準，加大對綠色技術、綠色工藝、綠色產品的研發力度，以滿足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巨大需求。二是政府要通過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形式，鼓勵綠色產業及綠色產品的開發與發展，構建環保產品和綠色服務交易平臺，為綠色行業、綠色企業的融資及市場擴展提供便利。三是銀行在金融服務的各個環節，加大向綠色發展行業及企業的金融支持，助力其擴大規模與產品創新，以此帶動產業轉型與升級。四是金融主管部門要加大對綠色信貸的貼息力度，鼓勵綠色債券的發行，簡化審批流程，為綠色發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五是加快碳交易市場建設，為企業通過綠色發展，減少碳排放，獲得環境治理補償提供政策支持。

（*注：近年來上市公司將其大量資金并未用于實業投資而用于理財，即“脫實向虛”行為，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上市募集資金數量遠超過其資金需求。這種超募行為其實是對實體經濟的“抽血”行為。出于市場穩定性考慮，監管層或交易所必然要對公司上市的節奏進行把握，這必然對其他公司的上市周期產生影響。）

【本文作者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我國金融資源‘脫實向虛’的形成機理、資源錯配效應及其治理研究”（19AJL010）階段性成果】

責編：蔡圣楠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